来源：环球时报
“科技脱钩”在大国竞争的叙事中已不是新鲜词。近期美国智库学者围绕是否应该实现“中美科技脱钩”、如何平衡“中美科技脱钩”与国家利益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乔恩·贝特曼4月撰写的《美中技术“脱钩”：战略和政策框架》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亚历克斯·李3月发表的《美中科技竞争：不要脱钩——多样化》。
第一，“中美科技脱钩”的政治色彩大于现实安全需求。
“中美科技脱钩”是一个颇具争议且富有政治色彩的措施。卡内基的报告认为，当前中美科技“部分脱钩”正在进行中，且美国政府是主要推手，它越来越多地使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拒绝许可、签证禁令、关税制裁等限制手段。根据美国法律，政府官员在实施“科技脱钩”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只需要援引“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等宽泛概念，就可以限制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在中美之间的流动。
哈佛的报告则认为，虽然与中国的技术和供应链联系确实带来具有挑战性的国家安全问题，但为了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美国必须使用狭义、客观和统一的国家安全框架。缺乏清晰一致的国家安全叙事和评估标准，任凭“技术危机感”蔓延，以各种“脱钩工具”来应对泛化的“国家威胁”，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
卡内基的报告还提到，“中间派”建议“中美科技脱钩”要得到多边协调。拜登政府致力于组建的“民主国家科技联盟”，就是企图将中国置于孤立境地。这种与国家实力和国际秩序密切相关的政治领导力竞争，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着中美技术力量对比的走向。可见，“中美科技脱钩”无非是要阻碍减缓中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将中国排挤出高端产业链。维持美国科技霸权地位的意图远大于维护现实安全的需求。
第二，一刀切的“中美科技脱钩”会给美国带来三重打击。
哈佛的报告认为，美中技术供应链几十年来一直相互关联，包括硬件、软件和数字服务等，多重因素决定了一刀切的“科技脱钩”行不通，并且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首先，在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等技术限制时，美国公司也会受到监管和不确定性的束缚。在不加评估一刀切的情况下，对中国的任何单边限制都意味着将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和市场份额拱手让给竞争对手，欧洲、亚洲甚至中国公司将填补这一空白。其次，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等列入“实体清单”，公布的规则和指导意见将阻止美国公司加入包含“实体清单”企业的国际标准制定组织，影响美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最后，过去几年美国政府没有向实业界传达一个有凝聚力和清晰的国家安全叙事与评估标准，特别是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