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特朗普的决策风格与历任白宫核心幕僚冲突较大，其强调“内部竞争”但又看重“忠诚度”的管理方式破坏了白宫内部权力稳定，也干扰了国安会等重要对外政策机制发挥协调作用。从特朗普就职后国安会的表现看，虽然第二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试图重新树立对外政策的协调能力，但特朗普继续经常绕过国安会“自主决策”。从部门关系看，特朗普让下属彼此竞争以强化效忠的执政风格加剧了部门争斗。特朗普更喜欢开放、竞争、随意，但其个人必须居于中心的决策体系，更愿意以命令的方式治理官僚体系，而不喜欢融入决策流程或者参与其中。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曾透露，特朗普“让身边环绕着互相竞争的官员”，如在关税问题上曾让商务部长罗斯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当着自己的面辩论。特朗普还会故意混淆下属职责，把同一个任务交办给不同官员，布置任务有时还超出被命令者的职责范围。这种竞争性的管理风格也导致重要官员频繁更迭。
对外决策机制的危机
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大体上可以就其对外决策机制做出相应评估。从决策机制调整、组织形式和幕僚关系三方面看，特朗普政府的表现均很糟糕。
机制调整方面，白宫对外政策最高协调机制国家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国安会在本质上是个总统幕僚班底，在不同总统的执政时期，国际环境变化对其塑造能力不一，这一点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尤其明显。克林顿看到了全球化趋势，更加重视经济议题，在国安会之外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作为补充；小布什突遭9.11事件挑战，国家安全政策重心转向反恐，因而设立国土安全委员会；奥巴马拓展了国安会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方面的协调职能。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安全观再次变化，白宫出炉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显示，美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趋于负面，认为大国竞争和地缘博弈将全面回归。然而，特朗普并未依照“大国竞争”思路对国安会做出实质性改革，反而更侧重国内安全，强调非法移民对本土民众生活的冲击，这体现出特朗普作为“竞选总统”“内政总统”而非“外交总统”的特性。
特朗普喜欢非正式的决策流程，这导致本届白宫未能发挥正式政策协调机制所应发挥的作用。历任美国总统都有依靠非正式决策流程的传统，如约翰逊认为“周二午餐会”是讨论越南战争情况的绝佳场所；尼克松讨厌幕僚们在正式会议上唇枪舌剑，更喜欢独自阅读文件和与基辛格私商；卡特重视每周一次的“周五早餐会”，在会上与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安顾问交换意见。但都并没有取代国安会流程和作用。而特朗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表态和决策多次与国安会立场冲突，在将美军撤离叙利亚及对朝鲜实施制裁等问题上屡屡发出与第三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不同的声音，暴露出总统与正式对外决策机制的脱节，证明国安会并未充分发挥白宫决策枢纽的作用。尤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特朗普曾强烈表达对博尔顿的不满，在解雇博尔顿后直接批评他复制“利比亚模式”的想法“大错特错”，并暗示这与博尔顿离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