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罗奇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中美高级官员最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举行了会晤，试图缓和已持续四年的紧张关系，而此时寒冷的可不只是天气。可悲的是，这次会晤更易让人联想起冷战时代，而非一个崭新的开始。这一局势应在无可救药前立即发生改变。
受困于美国朝野上下同仇敌忾的反华情绪，拜登团队似乎继承了前任的对华路线，甚至通过更加关注人权和地缘政治这一方式来加剧贸易和技术冲突，而拜登的前任可没有关注过这些。
陷入“百年国耻”心态的中国，则采取了针锋相对的防御性应对方式，从而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媒体面前，两方在开场白中你来我往互相指责，丝毫没有显示出缓解紧张局势的意思。
《南华早报》近日刊载本文
对两国来说，一个更好的交流方式是重拾奠定两国关系基础的议题——长期以来支撑美中关系的经贸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两方要忽视其它棘手问题。这意味着两方在扩大讨论范围之前先重新建立共识和互信。
拜登政府在面对经贸问题时需要重新思考其好斗的应对方式。在经贸方面，本届政府受制于拜登所称的“前任伙计们”谈判定下来的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而这一协议恰恰是触发改变的最大杠杆。
是的，美国公众赞成签订“第一阶段”协议这样的做法。皮尤研究中心今年2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人们普遍支持继续征收关税，更多的人希望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更加强硬，而不是建立更牢固的双边关系。
在过去四年，紧盯中国并将其作为美国问题根源这一做法已牢牢控制住了民众情绪。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公众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一阶段协议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因为它为美国与许多国家的多边贸易逆差（在2020年是有96个国家）问题提供了一个双边解决方案。因此，这份协议就无法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它并没有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使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付出了新的代价。
正如30年前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不是日本造成的一样，今天的美国贸易逆差问题也不是中国造成的。但并不奇怪的是，在这两起案例中，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份额都可以追溯到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时的日本，现在的中国。
但这两个国家获得大多数美国贸易逆差不过是反映出了比较优势（购买国外生产的商品比国内生产的商品更便宜）和供应链效率（组装其它国家生产的零部件）问题，而不是不公平的贸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