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文】
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人只不过是后来者。据统计，微生物的种类约有1万亿种，在地球上生活了35亿年以上。地球是微生物的世界，数百万年前，人类通过改造陆地、海洋物种的演进规则而使地球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按马尔萨斯定律，大自然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以自身的节奏改变人类社会谋生的条件。人口会随着大自然反复无常的变化（如天灾、病毒等）而收缩或繁衍，建立在人口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随之兴衰。
由此看，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灾难和疾病的斗争史”。在这个进程中，微生物尤其是病毒对人类社会与大国兴衰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决定性作用。传染病蔓延侵蚀着人的安全，通过杀死生命进而造成农业停播、粮食减产、经济低迷、兵源匮乏、军力减弱来改变大国命运。由于传染病第一伤及对象是人，而非国家，学术界通常会忽视国家与传染病之间的直接传导逻辑。
新冠疫情的到来，改变了世界格局（资料图）
事实上，人类所生存的生态系统依靠动态平衡中。在威廉麦克尼尔梳理的病理学与历史变局逻辑中，人类一直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包括病毒）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包括统治者、自然界）之间的平衡中。人体是微生物的重要宿主之一，而人类又寄宿在大自然界。人类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互动，如狩猎捕食、自相残杀、农业生产、人口增长、区域流动等，都有可能会产生“微寄生”、“巨寄生”的关系失衡。“微寄生”的关系失衡，导致寄生物寻找人体宿主的转移。有时寄生物的转移是正常现象，例如人体的新陈代谢；有时寄生物的迁移会造成人体规律性活动的紊乱，源于病毒的传染病蔓延是典型例子。
“巨寄生”的关系失衡，则容易导致战争、大火、暴雨、洪灾以及其他突发灾难等。人体免疫力下降、自然的有机调节会汇聚成某种历史演进的合力，形成社会、国家、文明的重组。
换句话说，人类历史进程，传染病毒是不可忽视的变量。通过“微寄生”失衡，影响到人类与“巨寄生”之间的平衡关系，产生领袖伤亡、族群迁移、政体建崩、产业转型、科技进步、民族盛衰、战争胜败、社会荣枯、文化兴灭与文明演进等历史变局。这正是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基本逻辑链条。
如表一所示，从史实看，广为人知的传染病与大国兴衰的事例在历史上常常发生。公元前430年，瘟疫改变了古希腊世界雅典帝国与斯巴达争霸的固有轨迹；公元2世纪，三轮大规模的瘟疫动摇罗马帝国根基；西班牙与法国长达数个世纪的争斗，受到坏血病、痢疾和班疹伤寒等传染病暴发的干扰；14世纪下半叶，黑死病席卷欧洲，导致欧洲1/3人口死亡；16-17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将天花带入中美洲，导致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覆灭；19世纪英法争霸，长期受到传染病的影响；1917年俄国3000万人患上斑疹伤寒，约300万人死亡，加速沙俄政权覆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