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早在2012年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恶化后，加之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企业就开始关注产业链依赖中国的问题，讨论所谓“中国＋1”策略，试图将其在中国的生产设施向外转移。疫情初期，中国经济一度停顿，更加剧了日本方面的担忧。安倍政府为此拨出专款补贴，鼓励企业将制造业从中国外迁。澳大利亚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紧跟，致使澳中经济关系严重受损。由于在三国中，澳大利亚对中国依赖最重，加之澳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因此澳也迫切想把与中国这一最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关联部分转向日本或印度。
这一倡议的出台与近来美国政府对华“脱钩”政策密切相关。去年4月，美国曾宣布通过一项将与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国合作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试图重置全球供应链，推动有关国家企业撤离中国，以期削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体系调整重构的趋势虽不可避免，政治因素还将持续放大，但经济利益仍是决定因素。围绕产业链调整，背后纠缠着政治和商业两种不同逻辑。在政治逻辑作用下，政客考虑的是地缘政治博弈、意识形态竞争和国家安全等问题。而资本趋利，企业在商业逻辑中考虑更多的是成本、利润、风险以及这三者间的权衡计较。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份额超过28%。中国巨大且充满潜力的市场、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成熟的供应链、政府的政策支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国际资本具有强大吸引力。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企业很难轻易改弦更张、推倒重来。政客可以在台前夸夸其谈，最终还得按资本和商业利益的节奏起舞，决定产业链调整变化的根本动力还是经济规律、资本属性和科技进步。
（环球时报 作者 钱峰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