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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11日发表题为《快速反应》的署名文章，作者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季北慈和高级研究员马蒂厄·迪沙泰尔在文章中指出，中国人赴海外旅游和工作的上升势头被最近发生在苏丹和埃及的中国工人遭绑架事件打断了。自从2004年十多名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袭身亡以来，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就成了一项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工作。
文章指出，中国去年从埃及、利比亚和日本撤出数万名中国公民；去年10月有13名中国商船船员在泰国湄公河遇害；今年已有大约50名中国工人在两起事件中遭到绑架（稍后被释放），绑架者分别是苏丹南科尔多凡州的反政府武装与埃及的贝都因部落人员。
就眼下而言，中国应对此类挑战的方针遵循了那句历久弥新的实用主义格言——“摸着石头过河”。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他法。北京对海外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员总数缺乏精确统计。据估计这一数字去年达到550万，远远高于2005年的350万人。据说国有企业拥有30万名海外中方雇员，但相关的官方数据仍是空白。
2007年，外交部领事司设立了领事保护中心。提高工作能力将成为其当务之急，因为领事司人数有限。外交部目前通过一家网站传播安全信息，并与国内手机运营商达成协议，一些前往海外的中国公民在抵达外国时会收到一条包含基本安全信息的短消息。
文章认为，在动用解放军保护海外中国公民方面，利比亚行动显然是一座里程碑。从亚丁湾调遣一艘护卫舰前往利比亚沿岸的举动，标志着中国海军首次参与非作战性疏散行动，与此类似的是，中国空军派出4架运输机撤回中国公民，这一行动同样是空前的。此外还有一股力量不太容易被人们注意，那就是中国驻欧洲和中东各国的武官在撤离行动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被派往利比亚边境沿线的各个重要疏散地点，负责帮助协调撤离行动。
发生湄公河惨案后，中国公安部则直接与缅甸、泰国和老挝进行谈判，就水上联合巡逻事宜达成协议。
文章还指出，国有企业与大型民营企业同样担负着重要责任。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在危险地区拥有员工，它们的财务影响力与强有力的组织架构有望成为政府海外保护战略中的重要资产。就目前来看，大部分企业都缺乏用来预防事件发生和进行危机处理的标准行动流程。
文章认为，就近期而言，中国保护海外公民的重要工作将更可能促使北京向内看，而非往外看。在很大程度上讲，建立旨在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有效、标准的程序是一项制度性工作，需要在政府机构、国有及民营企业之间分摊成本与责任。中国很可能会进一步开展制度化建设，因为领导层肩负着保护之责，而公众也强烈支持通过新的外交政策为中国公民和企业带来具体的实惠。
对北京而言，保护海外公民的问题将变得更加紧迫和复杂。这对正在经历全球化的中国来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风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一直摆在中国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