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格林内尔学院音乐系副教授托尼·珀曼14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14日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在中国和美国两地的两次隔离经历，认为在中国比回到美国更安全。文章编译如下：
我们一家在上海隔离六周后返回美国，亲友们对此予以祝贺并感到宽慰，我们终于安全了。然而，回国不到一周，我们与这些亲朋的感受就不太相同了。我们感觉，在局势好转后的上海比在美国更安全一些。
一踏上美国的土地，我们的焦虑感就被引发了。在中国机场，我们在获准进入与其他乘客公用的区域前，就要进行体检。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在最终被确认刚从中国回国前，我们与其他数百名乘客一起在入境安检处排队等待。那时，我们在一名穿着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夹克、带着歉意的年轻男子陪同下走到一边，他给我们量了体温，并告诉我们，作为从中国来的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要求我们尽可能自我隔离14天。机场工作人员甚至没问过我们要去哪里。
现在，我已在两个国家经历过新冠病毒疫情隔离，区别是明显的，远远不止机场一地。在中国，人们认为隔离是一项共同义务，公众几乎立刻改变了习惯。所有人都时时刻刻把消毒、清洁和与他人保持距离放在首位。中国政府的严厉手段似乎奏效了。
相比之下，个人自由是推动美国例外论的引擎。但是，我们的放任主义态度、优先考虑个人自由以及完全缺乏政府领导，让美国人感到困惑并暴露在风险中。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似乎我们这样的高风险居民不得不承担起阻止疾病传播的重担，即我们是唯一要隔离的人群。值得从中国人民身上汲取的经验包括：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脆弱性和连带关系——为了集体利益牺牲“权利”，否则，我们中许多人将死去。
和在中国的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年幼的儿子以及仍是婴儿的女儿在1月底都被卷入新冠肺炎危机。在上海，我们待在室内。
由于存在一张由政府命令、小区限制、同伴压力和强烈个人责任感所织成的复杂网络，每个人都在进行隔离，所以，不戴口罩外出或人群聚集在一处是触目的，令人不悦，甚至会遭到指责。在所有人纷纷效仿的情况下，人们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可以选择的事。而在美国，如果我们决定不自我隔离，谁会知道呢？
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观。与这种精神保持一致的是，在每一次为遏制病毒扩散而采取的行动中，每个人似乎都得到了同等对待。从来都不是一套指导原则针对具有潜在感染风险的人，而另一套指导原则针对无辜旁观者。我们都面临风险；我们都是潜在威胁。每个人在避免感染他人方面都负有同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