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8月4日刊发题为《世界中的美国——罗伯特·佐利克笔下精彩的新历史》一文，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在文章中介绍了介于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冲动之间的钟摆式摇荡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文章摘编如下：
对于欧洲人来说，有一件事比过于美国更糟糕。那就是不够美国。似乎只是在昨天，华盛顿的朋友们还把乔治·W·布什对伊拉克的入侵看作美国军事实力的无意流露。而现在，盟友们哀叹唐纳德·特朗普在追求“美国优先”世界观的过程中放弃了全球领导地位。
自从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经常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对美国境外事件漠不关心的自私的孤立主义和植根于美国例外论的虔诚的干预主义之间摇荡的钟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曾经匆忙筑起高墙，对欧洲闭上眼睛。而在钟摆弧线的另一端，小布什入侵了伊拉克。这两种政策都没有给世界带来好处——美国的漠然导致了欧洲敞开大门任由法西斯主义崛起，而一场主动选择的战争则使大半个中东陷入了在将近20年后仍十分激烈的冲突。
不过在大多数时候，现实要更加复杂一些。正如我们从罗伯特·佐利克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精彩历史著作《世界中的美国》一书中所了解到的，在塑造美国与盟友和敌人的关系时，干预主义和孤立主义一直是与其他冲动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始终规范着美国总统言论的理想主义，一直受到曾让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的那种精明冷静的现实态度的调节。
美国领导的针对苏联的冷战是堂而皇之以所谓自由、人类尊严和法治的语言进行的。然而，在推行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为限制莫斯科影响力进一步扩张而设计的“遏制”战略的过程中，这些令人钦佩的目标并没能阻止白宫历任主人对拉美和南部非洲的暴君和独裁者们的支持。
在与盟友打交道的过程中，华盛顿的道德热情常常表现出一种评估本国私利的实用主义权宜。美国政府曾竭尽全力通过唤起被压迫殖民地的自决事业而加速英国的衰退。然后华盛顿在英国人刚离开后便登堂入室，比如在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
佐利克宏大的历史扫描——该书始于美国首位外交官本杰明·富兰克林成功争取到法国支持13个美洲殖民地独立——充满了表明这种不断变化的平衡的时刻。
在佐利克心目中，美国政策的曲折和转向受到了五个持久传统的相互作用的推动。第一个传统——确保在本国所在半球的霸权——所带来的东西包括了门罗主义、巴拿马运河和华盛顿在冷战期间对拉美军人统治者的支持。第二个主题是让外国市场对美国产品和技术开放的必要性，而第三个主题是不断变化的对联盟的态度。第四个传统是美国领导人必须表现出的对民意的顺从，而第五个则是声称美国始终服务于更宏大意志的例外论。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可以解释一些政策转向。于是，伍德罗·威尔逊凭借不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承诺赢得了1916年的总统选举，又转而拥抱自由干预主义，随后发现建立国际联盟的宏伟计划遭到了国会的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