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党精英的宣传在民众中都能找到受众，不再有共同的美国叙事。民权革命之后，美国黑人、拉美裔人、印第安人和亚裔美国人，被从共同的美国历史叙事中抹去，这样的历史叙事不再是后种族隔离社会的国家故事。不幸的是，也没有两党共同信奉的国家故事取代它。

知识分子虚构的虚伪民族主义被富有、受过良好教育、野心勃勃的精英们自私地操纵，这些精英们彼此之间的社会共同点远多于他们与其追随者的共同点。一旦主流进步人士接受了有害的左翼言论，开始荒谬地诋毁传统美国白人，把他们称为“移居者”，年轻的白人男性右翼激进分子开始戴牛仔帽、穿鹿皮装予以反击。

社会危机

那些扎根于真实社区——大家庭、居民区、职业协会、宗教团体——的人，在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为争夺政府控制权所部署的党派军队中，无法成为好战士。他们有必须要做的工作，要去学校接孩子，还要去跑腿办事。

社会反常现象的出现与社交媒体（实际上是反社会媒体）相结合，让交战派系可以在短时间内召集远在全国各地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好战分子。这种原本以娱乐为目的的快闪族，现在已经被享用豪宅或豪华办公室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当成了街头战争的武器。

人口危机

二三十岁未婚、无子女的美国年轻人的崛起是一场更大的人口危机的一部分，这些人更有可能被左翼和右翼煽动，加入没有下限的党派战争。

从理论上讲，移民可以弥补各个年龄层本土出生（和入籍移民）人口的不足。但围绕大规模移民的政治观点可能具有煽动性，让蛊惑民心的政客崛起。特朗普就是一个例子，他利用了对移民的合理和不合理担忧来煽风点火。如果全国生育率极低，那么移民人口所占比例可能迅速上升，引发本土主义者的强烈反应，同时也会带来势不可挡的同化和经济融合。

经济危机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民主党人和自由意志主义保守共和党人一直倡导的美国商业战略是降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但这不是通过用节省人工的技术替代劳动者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劳动套利——把工作尽可能地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低收入工人，在肉类加工、建筑和农业劳动等部门使用愿意接受低薪的低技术移民——来实现的。美国企业还通过打击私营部门工会来压低工资，这些私营部门的工会的成员数量比赫伯特·胡佛执政时期还要少，只占私营部门劳动力总数的6%多一点。美国企业的另一个抑制工资策略是，用兼职承包商或零工取代全职雇员，从而降低工资，避免提供福利。

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的大多数就业机会是低薪岗位，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