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1月11日刊发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井上正也的文章，题为《一味强调威胁论的对华政策令人担忧》。全文摘编如下：
日本岸田文雄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到2027年度总额将达43万亿日元（100日元约合5.13元人民币——本网注），并拥有攻击日本境外敌方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
然而，岸田首相的决定，虽说是基于严峻的国际环境，但也不能否定是被党内鼓吹增强防卫能力的呼声牵着鼻子走的结果。
外交评论家清泽冽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既是“国内政治的对外表现”，也是“国际政治的对内表现”。特别是日中关系，会经常与自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相关。
如果追溯历史，会发现始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上世纪70年代的日中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围绕对华政策，自民党内部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派系领导人团结右派的作用变得甚为重要。虽然福田赳夫自己所在的派系（后来的清和会）中有很多亲台湾派，但他非常了解日中关系的重要性。终于在1976年12月当上首相的福田，开始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最大的外交课题——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采取行动。
二战后的日中关系，每当出现问题，都能与自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关联起来。但是，对亲台派具有影响力的福田从大局出发，团结自民党内各派系，促成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其意义不亚于田中角荣实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对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中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对右派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稳定了日中关系，这种情况也发生在2012年第二届安倍晋三政府时期。正如美国的日本专家希拉·史密斯所说，日本为“适应”中国的崛起忙得不可开交而无暇他顾，只停留在针对个别现象的渐进性政策调整上。安倍政府是首个从战略上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的日本政府。
拥有牢固政权基础的安倍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采取了现实性应对，使因钓鱼岛问题而对立的日中关系再次步入正轨。安倍政府一面推进针对中国的安全政策，同时也促成了日中两国政治的稳定格局，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得到恢复。
2021年10月上台的岸田文雄政府，以继承安倍政府路线的形式推进对华政策。然而，大相径庭的是，受到保守阶层支持的安倍政府有开展灵活外交的空间，而岸田政府则始终受到自民党内右派的压力。即便如此，在安倍前首相在世的时候，他还是被期待能从大局出发、将党内各派团结在一起。然而，安倍遇刺让岸田政府制定对华政策变得愈发困难。
二战后安保政策的最大转变不能仅以加剧与中国的军事紧张关系而告终。岸田政府能否像第二届安倍政府那样展现出稳定对华关系的主动性呢？以及能否为此将自民党团结在一起呢？可以说，岸田政府的执政手腕将面临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