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制度的异端化。近代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西方制度逐渐被构建成各国现代化追求或模仿的对象，成为衡量其他制度的唯一尺度。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制度，还是当下制度，都在这把尺子的衡量下被归为异类，被视为改造或替代的对象。冷战的持续，将这种认识进一步固化，并派生出一套带有强烈价值指向的话语。无论中国的制度如何不断完善，治理绩效如何不断提升，都难逃价值先行的制度丑化。
第三种是文化的猎奇化。对非西方社会，西方一直存在着猎奇的心态，更关注那些与西方不同的东西，甚至是被非西方社会已经摒弃的事物。因此，在描绘非西方的话语中，更多的是差异性，而非共同性概念。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关注的，也是一些不能代表社会主流的事物。这种猎奇的心态，实质上是将非西方社会视为异类的思维。
第四是媒体的夸大化。在全球话语场中，西方拥有着媒体霸权，垄断着媒体内容的供应。这些西方媒体对非西方社会的报道更关注负面化新闻，更重视非体制性现象，因此给本国受众提供的往往是与对象现实倒置的图景。借助互联网的支持，这些新闻报道强化了本国受众认知的滞后和偏颇，固化了对象的制度异端形象。
翻译是沟通的桥梁，但是翻译者不能决定翻译的内容，更不能在话语的真空中完成语言的转化。翻译是嵌套在现有话语体系中，深受文化制度制约的文化实践。因此，翻译“乱象”的消减，必须从翻译之外着力。处于全球无影灯下的中国，一言一行受到密切关注，而且因为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会诱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尤其要有这样的认识。
首先，进一步发挥现有党和国家翻译机构的主体作用，增加对外翻译的数量，把握翻译的质量，不断推进重要政治、社会、文化概念、术语翻译的规范化、统一化，成为外语教学、翻译职业培训的遵循和指导。
其次，进一步增强全球话语场内容供给者意识，加强对外交流交往，不断将当代中国生动而丰富的实践推送到全球话语场中，为更多的国外受众提供切身感知中国的机会和条件。只有在广泛而深入的生活交往中，才能不断更新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的词汇表。
第三，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国际传播意识，破除国内各行各业自说自话，忽视国际反应的习惯。在这个时代，没有内外有别，不存在纯粹的闭门谈话，国内话语场上的任何一段言论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国际影响。尊重他人，是提升话语号召力和感染力的根本。（作者是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