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首次访华一波三折。无论是出于何种“内政”原因，都显示中日关系离“正常”还有距离。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关系成为长期以来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明治维新后至1971年的100年间，日本与中国的政权基本上是敌对的，直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后才得以改善。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学者应回到恢复邦交时的原点，审视双方共同走过的40年，思考如何共同走向未来。我曾想过一个问题：日本和美国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人们却很少把中美建交称为“邦交正常化”。有朋友告诉我：正常化与建交是两个概念，“正常化”指的是从努力实现1972年田中访华到联合声明签署的整个过程，而建交是其终点。正如中日联合声明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如果我们的前辈特意强调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点，那意味着，中日之间实现建交的过程更值得记住。
2006年，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被作为一个政治目标写进第四个政治文件中。然而，日本2010年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11年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中国威胁论”的影子随处可见。这些动作所发出的信号给中日发展战略互信关系带来负面作用，也充分显示出日本对华心存疑虑。
实际上，中国没有威胁他国的主观愿望，也没有客观条件。由于中国的整体形成是历史的产物，近代之前相对封闭，改革从经济起步，因此中国需要比其他国家花更多的时间应对外界的误判。
除了“中国威胁论”之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现在的中国并非“专制集权国家”，各方面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中央政府的工作不可能采取独断方式，决策过程近似日本的政治妥协过程，但是比日本的运作效率要高。其次，军队对国家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也需要一个规范的适当表达意思的场合。第三，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确实给社会道德教育带来新挑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也存在过类似问题。30年来中国急于发展经济，对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负面影响反思还需时间，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目的就是提高道德素质。第四，日本媒体经常提到中国民族主义倾向问题，我认为这主要是针对双方关系而言。不能否认的是，民族记忆存于百姓中，这个记忆常常被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的一些表现挑起，因此，需要双方共同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