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都有让钓鱼岛重回主权争议状态的内部驱动力。对日方而言，钓鱼岛问题纯属 如石原慎太郎之类的右翼政客处心积虑地煽动、播弄和操纵，国际问题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需要，主流民意对此 并不敏感迫切，政客们也是玩弄起来卖力，真要收不了场也都怕得要命。而中方则仍在竭尽所能地寻求国内发展 的外部和谐环境。更何况两国在促使该争端重回均衡冷静状态方面，还有足够的沟通管道与应用杠杆——诸如经 济工具、高层互动、美国斡旋等。两国在此问题上都有“维稳”的共同诉求，而缺少诉诸武力的强烈驱动力。

　　甚嚣尘上的“中日必有一战”论，更是囚徒困境下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或者受害者心态束缚下的历史悲 情作祟。日本战后和平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是其主流，谋求政治军事大国虽然是其朝野政客的普遍梦想，但这与 军国主义复活并非一回事；借助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挑衅虽然也是其部分右翼政客的惯用伎俩，但这与军国主 义复活同样相距甚远。日本即使真如有论者所言的那样对中国崛起有“瑜亮情结”，也不足以成为未来“中日必有一 战“的依据。因为未来中国自身有强大的和平需求和维护区域和平的能力，美国在亚太也有维护战略均衡和各方势 力均势的强大斡旋、牵制能力，足以抑制日方的好战、求战势力，日本国内和平力量的稳步崛起和民主政治更是 其军国主义复活和好战力量滋长的强大抑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