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用了十年功力写成的《日本明治变政考》，深入研究日本如何从一个小国崛起为当时跟美国、英国叫板的海洋军事强国，康有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之大，十倍于日本，如果效法明治维新，“收日本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其成效绝不止“事半而功倍”。光绪皇帝被维新派说服采用了康的这本力作，作为维新改革的理论基础，要在大清复制日本式的维新，只可惜光绪并非有魄力的改革家，而被守旧的既成利益集团扯后腿，西太后伺机搞一场政变，“戊戌维新”只撑一百零三天，成了“百日维新”。维新失败后，梁启超还逃入日本驻北京领事馆寻求保护，后被伊藤博文秘密安排到日本避难。这样的情节若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汉奸”罪名。
康梁维新失败之后，大清向日本学习的风气反而更为炽热，20世纪初掀起了一阵的日本留学潮，西洋的许多政治学理论通过日本人的翻译再经由留日学生传回中国，其中如著名的女革命烈士秋瑾(1875－1904年)便曾自费留学日本。根据台湾历史学者黄文雄在《辛亥民国一百骗》(2011年10月初版)一书里的说法：“1911年中国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凡例写道：我国新词大半由日本输入。”黄说：“如果没有日本在幕末维新时代创出的20万新词，中国的社会、自然科学、新闻将难以传达讯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85%是日本所创出的新造词。”由此可见，日本汉字对清末以及民国的革新、甚至新中国的发展都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