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美国战略界高度关注不断紧密的中俄关系带给美国的影响。美国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教授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认为，美国政府近年对中俄同时施压将两国推到了一起，它们对美国的敌意不断增强，中俄领导人对“美国威胁”的认知高度一致。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Daniel Coats）称，中俄关系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最亲密的状态，中俄近年升级伙伴关系就是为了向华盛顿释放两国不惧美国打压的信号。哈德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维茨（Richard Weitz）等称，中俄都想要削弱美国的同盟体系，一方面对美国盟友施压，如在萨德问题上打压韩国，另一方面在中东地区相互配合，对以色列、沙特、埃及和土耳其等美国盟友加大拉拢力度。
美方人士不仅认为中俄在多个领域展开密切“协调”与“分工”，联手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他们还日益担心中俄在东亚和欧洲两个方向“分进合击”，给美国和北约制造“两线冲突”，抵消西方的威慑效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称，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是中国在南海不断升级行动的重要驱动因素，美与俄“新冷战”始于2014年，美与中国之间的“新冷战”则在2019年展开。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等人认为，在北约内部分歧和矛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俄将会寻机挑起冲突，美国需要推动欧洲、亚太等盟友组建“大北约”，应对中俄构建的“威权主义轴心”。
小心落入“对抗陷阱”
无疑，中美关系正步入重要关口，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施压举措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或会超出一般的估计，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或许与过去十余年对待俄罗斯的做法逐步趋同。美国对华政策“俄罗斯化”的实质在于对抗性、冒险性、极端性的凸显，一些美国鹰派势力正竭力将中国塑造成“邪恶的对手”，甚而不惜使两国关系陷入更大冲突之中。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一整套思维、机制和做法不过是处于休眠状态之中。无论是对华实施以“体制之争”为根本的“叙事之战”，还是2018年重新组建的“美国全球媒体署”，都让人多多少少地感受到冷战的气息和元素。在一些美国议员叫嚣美中“新冷战”已然打响的同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也用“轻冷战”形容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美国在经济、技术、货币、军事、同盟等方面仍然占据突出优势，加之美国在对抗苏联、打压俄罗斯方面经验丰富且手段颇多，如果此时中美关系落入一些鹰派人士制造的“对抗陷阱”，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十分不利的。《孙子》有云：“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面对美方的挑衅性言行，需要冷静视之、胸有全局、灵巧周旋、谋定后动，需要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之间不断寻求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