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为了稳定国内民众和其他政治派别的不满情绪。
莫迪第二任期以来，其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如宣布建立罗摩庙、推出统一民法典、修改公民身份法案等等，激化印度社会族群、教派、阶级矛盾与冲突，社会骚乱此起彼伏。
新冠疫情的暴发，使莫迪政府得以通过封城暂时抑制了社会的进一步动荡, 但封城举措又将数千万“日薪”族推进“病死”或“饿死”的两难困境。英国广播公司（BBC） 称封城造成印至少 5000 万人失业。
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则称，封城导致的4 亿非正规部门从业人员因失业而“陷入深度贫困”。民众怨声载道，社会动荡一触即发。
可以说，印度在加勒万河谷挑起的致命对峙和在民间掀起激烈的“抵制中国制造”，一下子就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和情绪，让印度政府和人民党马上抓住了转移矛盾的一根稻草。于是，政客和军方在国内及媒体上表演“强硬”。通过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煽动，获得民众对新德里的支持。
第二，在推动“印度制造”方面冒一把险。
莫迪之所以能率领人民党击败传统政党国大党，就因为他过去在古吉拉特邦搞经济和制造业取得了亮眼的成绩。所以，在 2014 年第一任期刚一开始，莫迪就誓言 2022 年要让印度制造业在 GDP中的占比由当时的 18%提升至 25%。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德里推出一系列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但效果并不好。莫迪十分看重的印度制造业逐季度下滑，近两年制造业占比更是徘徊在 14%-15%的区间，为过去 50 年里最低。
而且，这次新冠疫情引发国际产业链断裂，导致印度制造业的脆弱性彻底被暴露。莫迪政府面临国内反对党的批评。尤其是在手机、纺织、电子和汽车零部件，因中国零部件的“断供”，印度工厂几乎陷入停工待产状态。
既然遵循正常的市场规律，难以让印度制造在本国有所作为，印度政府可能索性想冒一把险，通过挑动领土争端，在印度国内制造反华情绪，然后借着这股情绪，对中国制造、中国企业采取逐步切割的措施。
比如，印度政府拟对 300 余种“非必要低质产品进口”设置更高贸易壁垒和抬高进口关税。这些“非必要低质产品”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已经打算利用自己的产品作为替代品。与之类似，排除华为和中兴产品，也是为了使用印度国产电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