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该机构去年8月份报告的怂恿下，澳大利亚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对此展开调查。据17日澳大利亚人报网站的报道，该委员会主席、自由党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表示，需要仔细审查研究领域日益增长的安全风险。他说，与几年前相比，“我们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运作。我们必须采取必要步骤，以确保由纳税人资助的研究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至关重要。”
但澳大利亚的大学对于他们与外国同行合作的能力受到新的限制表示反对。澳大利亚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表示，不应限制院校“参与并与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合作”的能力。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曾于去年9月份表示。中澳两国大学合作论文的数量、以及前1%论文的引用率名列前茅，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科学研究合作伙伴。华春莹希望澳大利亚能够奉行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对华政策。
澳大利亚教育部的做法难以摆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谣言式”报告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去年底在例行发布会上指出，该所被澳媒多次报道长期接受美国国防、外交机构和军火商的资助，炮制各种反华谣言。汪文斌去年12月17日表示，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所谓的报告要求相关大学调查有关学者，但是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汪文斌认为，这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服务其“金主”利益、充当遏华反华工具的又一例证。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对《环球时报》表示，“澳大利亚似乎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只要和中国相关的，哪怕是正常的人文科学交流，都被恶意怀疑，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性做法。而澳大利亚一些研究所和媒体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负面作用。”接受采访时，陈弘还着重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澳前任教育部长丹·特汉转任贸易部部长前夕所做出的决定。这不得不让我们担忧，他在担任贸易部长后，能否在促进中澳贸易关系正常化上做出应有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