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膨胀的“澳大利亚观点”肯定会受到华盛顿的欢迎，因为华盛顿热衷于将“印太经济框架”描绘成抗衡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力的手段。

该报告强调，“理解澳大利亚的提议对理解‘印太经济框架’至关重要”，特别是，“正如澳大利亚官员所指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不只是一个贸易协定”，相反，“它依赖于外来投资…… 作为市场准入的替代。”

首先要问的是，提供这些观点的“澳大利亚官员”是谁？报告没有透露，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允许匿名。

该报告采访了多少人？这是代表性的样本吗？还是从各相关部门平衡抽样？是否咨询了所有行业团体？读者并不知情。

撇开方法上的问题不谈，该报告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 例如，由“澳大利亚官员”公开反驳独立分析师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指责，可能有助于促进更好的政策制定和公众的理解。 然而，这样的批判性分析却找不到。

澳大利亚人应该知道，拜登政府执政18个月后，白宫实际上发表的是一个新闻稿：“对未来谈判展开集体讨论……”。

而且要知道，即使是这一声明也只是通过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才实现，而未来的总统能很容易地大笔一挥就撤销。这很难成为稳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很难投入宝贵的外交资源去认真谈判，也不能指望谈判的“结果”有约束力。

因此，也许“澳大利亚官员”本可以解释一下，“印太经济框架”究竟如何提供了促进更大外来投资的可信途径，还有所谓“制定标准”的潜力。如果华盛顿重视该地区的利益，就需要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把中国排除在外，毕竟中国是大多数“印太经济框架”成员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今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做了总结。他宣布，新加坡将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毕竟“签约”是免费的，但“让中国经济融入，远胜于让它按照不同的规则独自发展”。

现在工党政府需要比二流建议更好的建议来稳定甚至改善与对华关系。战略政策研究所可以参与其中。但如果它不参与，就应该靠边站。

（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13日《堪培拉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