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特纳指出，美国对产业政策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在那之后的230年里，美国在产业政策上既有成功的例子（比如伊利运河和州际公路等交通设施），也有失败的例子，芯片就属于后者。
“1987年，美国联邦政府出于对日本在半导体行业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的担忧，成立了旨在恢复美国在该领域实力的、公私合营的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CH）......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联邦政府在之后十年里花费了10亿美元，只是在阻止美国市场份额下降、工作岗位流失上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保住一个工作岗位年均付出的代价约为2.9万美元，相当于该行业当时的平均年薪2.7万美元。”
2022年5月20日，拜登抵达韩国开启任内首次亚洲行。行程首站是京畿道平泽的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澎湃影像）
拉特纳写道，他在奥巴马政府担任汽车工业小组负责人期间，看到了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和风险。他认为政府可以推行产业政策，但需要为这种努力设置牢固的护栏。
“最成功的政府干预措施通常涉及研发，例如国防部为创建互联网提供的资金......在某些行业，比如半导体，政府拨款也许对实现我们的目标必不可少。但只要行得通，我们就应该支持基于市场的激励性措施，例如税收抵免，以减少政府在挑选赢家方面的作用。”
拉特纳表示，当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一致时，把企业部门的影响力作为砝码，应该成为明智的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过度实施产业政策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同于允许市场选择赢家的税收激励等措施，只有尽量切实可行地将政治因素排除在外才会有益。
拉特纳建议，针对补贴的条款应该在最大可行范围内尽可能接近商业条款，最好有接受方的资金参与。
“当今世界更具全球性的竞争以及更不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更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我同意这个观点。我只是希望在后续进行的讨论中，理性和审慎能占上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