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利益的延续,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举足轻重。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其在国际社会发挥的作用能抵百万雄兵。

然而,就像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一样,在没有硝烟的外交现场,也充斥着各种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比如1973年5月7日首任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参加科威特大使馆事实上是捷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途中,因翻译人员工作失误,阴差阳错地进入了以色列大使馆,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这就是新中国重大外交事件之一的“雅典事件”。

“雅典事件”爆发后,周总理大发雷霆,不仅将“雅典事件”与美国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更痛心疾首地表示“周门不幸”。

但在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注下,这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政治错误,最终被定性为一起严重的工作失误,挽救了周伯萍的政治生涯。

可以说,外交从来无小事,作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我们的外交官无不谨言慎行,毕竟一旦干了不该干的事,甚至说了不该说的话,都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进而损害我们国家的切身利益。

再加上我们在国际社会广结朋友的历史传统,我们的外交就更显得中庸,甚至很少主动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然而,对于驻法大使卢沙野而言,外交官的谨言慎行似乎是多余的,而他的心直口快,也让他在众多外交官中与众不同。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近日卢沙野在接受法国《新闻台》的采访时,再度“语出惊人”。

采访之初,记者首先发问,卢沙野大使是否认为克里米亚乌克兰的一部分时,卢沙野表示这个问题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毕竟克里米亚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

眼见卢沙野“上钩”,记者抛出所谓的国际法,表示按照国际法,克里米亚应该属于乌克兰。

本以为胜券在握,毕竟如果卢沙野不承认规定克里米亚属乌克兰的所谓国际法,那么任何国家,包括中国的法理基础就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