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泰国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激烈转向，以下是三条主要理由。首先，就算战胜了保守派对手，两国的反对派势力依然面临极度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
在泰国，反对派的前进党公开反对“冒犯君主罪”以及强制征兵法，在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正遭到保守派势力的激烈抵抗。
即便在泰国国会下议院获得了多数席位，这个年轻的政党也未必能成功组阁，尤其是军方任命的国会参议院成员反对组阁的努力始终挥之不去。就算前进党领袖皮塔·林家伦拉成为下一任总理，如果他下决心落实竞选时提出的最激进政策主张，也可能面临又一次军事政变的威胁。
在土耳其，就算克勒奇达尔奥卢成功赢得第二轮选举，他依然要面对一个政治实力不容小觑的埃尔多安，后者能通过议会的盟友以及全国上上下下各大机构中任命的亲信继续发挥强大的影响力。一些势力暂时选择支持克勒奇达尔奥卢，仅仅是出于他们对埃尔多安共同的反感。如何在这些聒噪的盟友中分配权力，也将考验土耳其反对党的领袖。
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
这就引出第二个主要原因，即在泰国与土耳其，主张“多方合作”的共识正日益强大。
泰国最知名的外交路线就是在超级大国间左右逢源的“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皮塔认为“新的世界秩序就是没有秩序”，因此泰国为了获得最大程度的战略自主权，有必要维持不向任何大国靠拢的地位。这位泰国反对派领袖经常视新加坡为榜样，因为那个城市国家有能力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保持健康的关系。
土耳其的克勒奇达尔奥卢也暗示，他致力于继续参与调停俄乌冲突，并与俄罗斯维持平衡的关系。作为一名自封的民族主义者，克勒奇达尔奥卢就土耳其主要的外交政策立场，已表现出与上届政府相比明显的延续性，比如安卡拉将继续稳固与邻国伊朗的关系，并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继续不乏争议地支持阿塞拜疆。克勒奇达尔奥卢甚至提倡发起土耳其版本的“丝绸之路”，意图强化土耳其作为一个欧亚大陆枢纽国家的地位。
这就说到最后一个主要理由，也就是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层面同中国的深厚关系。过去10年来，这个亚洲超级大国已经成为泰国与土耳其重要的贸易、投资甚至国防合作伙伴。202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泰国的最大投资国。截至2021年，中国也是土耳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