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专栏文章，题为《谁“偷”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摘编如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即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也产生了一个任何国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迹”，那就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还是非常小，并且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可以和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哪一种估算法，人们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把这个现象放置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内容中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性就会表现得非常显着。日本是东亚第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而后是亚洲“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大体相当，它们都在大约20来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也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各个经济体内，中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来源和路径是不相同的。今天，在这些经济体里，中产阶级不仅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尽管很多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也类似于东亚其他经济体，即所谓的东亚模式，但从社会结构来说，中国显然区别于东亚其它经济体。相反，中国的社会结构更类似于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近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是否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缺失中产阶级，已经在各方面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不难理解，这些问题在其它东亚社会并不普遍，而在拉美国家则较普遍存在。消费社会难以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缺乏基础。多年来，内生型技术进步不显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在资源（出口、资源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依附性的发展模式。因为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稳定没有基础。社会高度分化，总体道德和信仰缺失，社会信任问题越来越甚。社会价值和理想面上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和贫穷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中产阶级本来就很小，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断寻找机会出走，在全世界到处寻求安全的落脚点。在任何社会，中产阶级是爱国主义的来源和基础，他们在其生存的社会致富，为这个社会感到骄傲；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刚好相反。

　　问题在于，本来应当和经济奇迹共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去了哪里？是谁“偷”走了本来应当属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层面来看，培植一个中产阶级实际上一直是执政党的一个目标。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而“共同富裕”才是目标。因此，邓小平也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1990年代以来，执政党更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近年来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

　　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政策目标呢？

　　这里的因素很复杂。在任何社会，培植中产阶级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政策的角度来透视中国中产阶级弱小的情况，很容易发现，政策失误和执行不力是两个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领域，不当的政策阻碍了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在另一些领域，尽管政策正确，但没有能够有效执行下去，同样没有能够帮助中产阶级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