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在去年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中，竞争和合作的叙事竞相交织。美国一方面高调宣扬对华竞争，另一方面也多次表示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需要中美合作。但是，如何在实践中兼顾这两个长期战略目标？本文指出，被重新发现的产业政策是同时应对二者的重要工具，但是，要运用好产业政策，需要在破除新自由主义教条前提下，重新审视市场风险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找到国家在其中的作用。
作者指出，高市场风险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阻碍因素，然而，生物技术创新尽管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但因为诊断、治疗产品市场需求的相对确定，降低了潜在的市场风险。政府采购是降低市场风险的重要手段。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疫苗和药物研发，尤其提供了这一方面的鲜明例证。政府采购和针对第三世界的“预先市场承诺计划”，有效地加速了疫苗和药物研发的进程。
政府通过公共采购来降低市场风险、促进创新的道路，早在工业革命初期就已有所体现。当时，英国对军火的需求极大程度拉动了枪支工业的发展。上世纪，美国国防部处于军事需求资助发展的数字行业，又在之后演变为一场数字革命。20世纪美国推进技术发展的公私合作模式，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隐约可见。如今拜登政府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是产业政策的复兴，而《通胀削减法案》则为更直接的国家行动打开了大门。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国内产业升级和产业链重组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间竞争的关键要素。从中美的经验来看，创新战略制定具有逻辑相通的一面。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Project Syndicate，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是什么推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