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乱吃药”还不是个例。
2月28日，湖北黄冈黄梅镇向窑村，在分发防疫物资二氧化氯环境消毒片（俗称“泡腾片”）时，工作人员没有注意到上级交代“每粒泡腾片兑2公斤水，用于住户家中喷洒消毒”的要求，误以为泡腾片是防治新冠病毒的药物，便要求村民：“每人一粒，吞服”。
结果，22人出现身体不适住院治疗。
一份聊天记录显示，“药是村干部发的，要求当面喝”；“口服过程中，（村）组长还要拍照留痕迹记录。”
不幸中的万幸是，根据当地通报，目前入院的22人身体状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其中21人即将出院，另外1人由于年纪偏大、身体患有其他疾病，继续留院观察治疗。
临沧和黄冈相距2000多公里，但场景何其相似：一边强制吃药，另一边还要拍照留痕——强制手段和形式主义，共同编织起匪夷所思的一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在岛叔看来，这是长期以来科层制行政体系的基层组织“责大权小”导致的。“责大”，就是必须完成上级政府下派的各种任务；“权小”，就是只有无条件地执行上级决定的义务，而缺乏根据本级组织实际独立决策的权力。
在防范新冠肺炎疫情时，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在压力型体制下，“工具主义”往往盛行，治理手段很容易超越治理目标。
于是，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面对复课压力，临沧教育部门干脆就采取了“大锅药”的治理招数。
这种做法的逻辑就是，不管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反正我“一刀切”，你“一锅炖”，首先要把做好预防疫情这个形式做到位，上级问下来，我也有交代。
上述黄冈那个向窑村的思维更为极端：你上级发药，我下级就强制村民吃，根本不去管能不能吃。
三
遗憾的是，这种强制性的风气，在基层并不鲜见。有时候，甚至会被当成“硬核”来推崇。似乎只有不留余地、不讲道理，才能体现基层治理者的“敢抓敢管”、“责任担当”。
比如这些天，不少企业复工在即，人手短缺，不少地方却“逢鄂必拒”。不管你有没有回过湖北，只要身份证是“42”开头的一律劝返或者隔离。哪管你实际情况？哪管你有无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