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俘,美国,美军,战俘,二战

我们二人的秘密“交易”险象环生。厂区里有一个小棚子是葛庆余的工作室，平时严禁战俘进入。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去给葛庆余送轴承或者是去取葛庆余带来的食物，我进到这个小屋子里。突然进来了一个日本兵，葛庆余灵机一动，马上拿起旁边放着的一把铁锹，装作给我示范如何使用铁锹，接下来该去干什么活，并转身告诉日本兵他正在给战俘分配任务，才把这个日本兵糊弄走了。

我知道，葛庆余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除此以外，葛庆余还是我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包括外面的战事及时局进展等，所有这些都给了我和其他战俘顽强地活下去的勇气。

战俘营获得解放后，我高兴地来到葛庆余的家里做客，见到了葛庆余的妻子和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我和葛庆余全家游览了沈阳城，并彼此交换了纪念留言。我在留言中说，葛庆余是美国战俘的好朋友和恩人。

1945年9月，拖着在战俘营染上肺结核的病体，我回到美国。那时还没有治愈肺结核的特效药，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卧床、隔离和补充营养。回国后的10年间，我断断续续在医院的隔离病房里生活了5年。

后来，我的事业很成功，曾做过新闻记者，因撰写《退伍军人土地补偿法案》实施情况的系列揭弊报道获1955年普利策新闻奖；曾担任美国新闻文化总署副署长、公共广播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