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穿越无形历史障壁的强国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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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海战惨败，宣告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凡30年兴办洋务、致力强国强军的种种努力彻底失败。它以最冷酷的现实，集中暴露出大清国外强中干的极度虚弱性，暴露出阻碍中国救亡图存、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

　　第一，高层“改革惰性”。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有过一次耐人寻味的交谈，他对日本想与东亚传统决裂表示不解，认为日本人以西装换掉古老民族服装是不敬祖先。森有礼却说：“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服比自己原来的穿着要好。”这场关于服装的辩论，反映了两国改革者完全不同的变革取向：森有礼主张变革必须彻底；而李鸿章则坚持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立场，说中国决不推行日本式改革，决不用欧俗，只是认为“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无疑，“中体西用”嫁接，是一种极不彻底的改革。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其说为强国强军提供了一定空间，毋宁说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改革派的不利处境，反映了清廷上层反对、拖延全面改革势力的强大。后者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度保守落后。当改革与旧制稍有冲触，大小保守派官僚、文人便一拥而上，斥之“以夷变夏”、“乱臣贼子”、“汉奸卖国”。上层极度缺乏改革共识，使最高当局在看待改革问题上，总体呈现出一种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一再拖延的“改革惰性”。这种惰性，致使发展“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的工商实业步履维艰，体制变革一误再误。李鸿章虽然组建起亚洲最大、装备先进的北洋舰队，但是，其它配套军事管理体制、作战思想、训练方式等，却远远没有跟上。对此，觊觎中国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早已全盘掌握，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加紧筹划对中国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