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到底经历了什么？“中国核司令”为这件事竟掩面痛哭(2)

　　1980年，程漱玉调入了父亲所在的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工作，1995年从研究所调到北京后，还担任父亲的技术助手，在与父亲一起工作生活的39年时间里，她才开始真正接触并了解父亲的所作所为。

　　记者：您现在想起父亲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程漱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永远都忘不掉他的工作。

　　记者：到老也是。

　　程漱玉：对，他满脑子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们那时候都不在家，门诊部的医生过来，因为我母亲发病了。心脏病一弄起来很急的，他在楼上工作，他根本就不知道。

　　记者：我觉得太过分了，老伴老伴那不就是要的这个伴吗？

　　程漱玉：不，他还是工作为重，他满脑子只有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东西，他没有什么私心。

　　记者：那她嫁这个人图什么，又给他生儿育女，又给他操持家务，最后自己什么都得不到关注。

　　程漱玉：所以她特别贤惠，张蕴钰说过了，没有他夫人，程开甲就不是程开甲。

　　程漱玉了解到，父亲最为忙碌的工作状态是最初参与核武器的研制。当时，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以及苏联突然撤走援助中国的专家，新中国只有依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摸着石头过河。

　　程漱玉：反正马上工作压力就上来了，因为当时他们在搞原子弹的起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他们当时那些人碰到了很大的困难，你做好这个弹你没有这个起爆条件，你这原子弹是炸不了的，你必须达到这个高温和高压，这就必须你们去研究。

　　后来，程开甲第一个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1962年，核试验被提上日程，重任落在了程开甲的肩上。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带着人马远赴位于新疆罗布泊的马兰红山核试验基地，着手核试验的准备工作。这里被称为“死亡之海”，50摄氏度的高温、又涩又咸的饮用水，戈壁滩上的飞沙走石，艰苦的条件，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而对于程开甲来说，从理论研究转到核试验，他面临着一个全新领域的挑战。

　　程漱玉：你得要把这个核试验想透，首先他想的是我要有个研究所，当时最开始提了五个研究室，有人就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它爆响，爆响就可以了，不同意他搞得这么大，他没有同意。按照他的思路，最后建起了这个研究所，不是说这一次我就让你爆响就完了，我这次我还给你数据，所有数据都得给你，整个的效应数据都要给你。而且这是为了我们后面的发展，核武器的发展。

　　记者：但是您说他一个人，就一个脑袋，他要想这么多的事那段时间他怎么过的，他后来跟您说过吗？

　　程漱玉：我有的时候也很难理解他，他怎么能做到的，真的很难。你像我们自己要是做一些工作的话，可能这里还会出现差错，那里还会出现差错，他做起工作来不允许你出差错。每件事他必须要做到极致，尤其是安全问题。周总理再三提，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抓得太紧了。那么多的问题，安全，核试验你想想就可怕，点起来就是魔鬼，成功了大家都开心，失败了你就全完了。

　　记者：没错。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腹地，随着一声惊雷般的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程开甲马不停蹄，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中子弹、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三十多次核试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除了需要实现技术难题的一次次跨越之外，他有时还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程漱玉：非常大的压力，他和（核试验基地原司令）张蕴钰在家里面回忆起1976年这件事，那个时候反正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已经非常艰难了，但是任务在那摆着，安全在那摆着。因为这个地下的试验从爆心，爆心在地下非常深，然后再出来的时候有个主坑道，一直要堵塞，一直堵到口上。到口上的时候，坑道口的时候会逐渐逐渐变宽，变宽以后施工量就逐渐逐渐增大。在一次任务讨论会上，那些人他们就是要缩短，反对你再接着堵，这个他可不同意，坚决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