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弘是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他9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签证被吊销令人感到难以置信地震惊且非常失望。一开始收到通知邮件时，他甚至以为是一封诈骗邮件。“这是对我与澳大利亚关系的严重错误的判断。”至于微信群，陈弘说，这就是一个分享趣事、照片或者报纸文章的地方，声称微信群被用作施加影响的手段简直荒谬。而且微信群的一切都是公开可查的。他和莫斯尔曼、约翰·张的友谊完全正大光明。
另一名学者李建军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被吊销签证之前正在西悉尼大学进修。在回应吊销签证一事时，西悉尼大学发言人说：“作为中国的澳大利亚问题学者，他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
事实上，对于被澳情报部门当作“把柄”的微信群，莫斯尔曼此前在接受ABC采访时澄清过：这个微信群约有7人——两名中国学者、几名记者、莫斯尔曼的一个朋友以及约翰·张，只是一个友好的闲聊群。但它被歪曲了，“没有什么险恶的东西，却被说得鬼鬼祟祟”。
澳记者：中方礼貌地问了一些问题
ABC称，中国记者遭搜查、学者被吊销签证激起中方愤怒回应。在接受中国警方调查后，ABC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驻华记者博图斯、史密斯8日回到悉尼。9日在被问到中方披露记者遭澳方搜查，是否与此事有关联时，赵立坚说：“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两名澳记者回国遵循的是澳驻华使馆的“强烈建议”，而他们接受调查是因中方有关部门正在办理一起案件，需要进行调查询问。然而，澳媒9日热炒此事，称二人离开后，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没有澳记者常驻中国的情况，并援引“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数据说，今年至少已有19名外国记者被迫离开中国。
博图斯和史密斯显然也不会放过当主角的机会。他们8日都发表长篇文章，讲述自己如何在准备返回澳大利亚时，接到中国警方要求配合调查的通知。他们极力渲染“一切就像间谍电影中的场景”，称担心自己“在中国被消失”。这些恐惧都建立在两名记者认为中国警察“经常秘密拘留，不允许请律师”等荒谬偏见上。
《环球时报》记者看到，在有关接受中国有关部门调查的描述中，他们事实上佐证了“中方严格依法办事”的说法。史密斯说，中方人员礼貌地问了他一些常规问题，并问他是否认识成蕾。谈话持续一个小时，结束后他就自由地离开了。博图斯称，警方出示了身份证明，告知他涉及一起案件，并于第二天对他进行了问询。问询的重点是有关澳籍人员成蕾的国家安全调查。中国警方在问询记录中对谈话做了“简略、精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