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赵振英没有黄仁宇那么幸运——他最终落选，不得不返回部队。历史的大手，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推进了失败的深渊。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随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此时，已是1949年末。旧政权已被推翻，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准备考试。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报考的5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从士兵口中的“赵营长”，变成工人口中的“赵工”，赵振英一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告别颠沛流离，开始平静的生活。
可他错了。
从“罪人”回归常人
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从那时起，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并把它挂在脖子上，下班后再交回去。革命群众随时都会对他发动批斗，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肆意殴打。
担心被人抄家，在一个深夜，这个工程师含泪烧掉了他的过往。那些战场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够证明自己军官身份的文件，随着一阵火光，化为灰烬。
3年后的一天，两个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他们让赵振英在一份逮捕书上签了字，给他戴上手铐，将他带到了一个体育场里。这儿正在举行一场公判大会，在革命群众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赵振英以“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罪名，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是难熬的。一张大通铺，睡着10多个人，经常吃不饱。赵振英的活儿，是在一个烧砖的窑厂里，清理烧剩下的灰尘与碎砖。每天，他都要推着三轮车，在几十个窑洞里来回走，一天下来，全身覆满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远远超过身体上的折磨。对于自己的罪名，赵振英始终“不服气”，他一边劳改，一边给法院写申诉书，经常处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洗脚，他没有脱鞋子，就把脚伸进了盆里。
寄出的十几封申诉书，如泥牛如海，一去无回，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判决书。
赵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长春驻守时认识的。她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从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吉林铁路医院的一名牙科医生，赵振英去那儿看牙，两人由此结识、相爱，并于一年后结婚。
夫妻俩的感情一直很好。赵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这样的决定。果然，过了几天，儿子赵精一来探监，偷偷告诉父亲：“我妈让你放心，她不会和别的男人结婚的。”
事后，赵振英获知，妻子为了他受了许多苦。在那个时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抬不起头的，原本娇生惯养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劳动，白天打扫卫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还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写大字报的台子上，天气冷了，就用大字报盖在身上御寒。
1975年，这场噩梦总算终结。当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官的特赦令，赵振英也在这个行列中。特赦后的第二天，赵振英便让单位开了封介绍信，与妻子复婚。
在这之后的20年中，这对历经磨难的夫妻，终于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在赵振英的孙子赵悦眼中，“爷爷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议”。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赵悦几乎没见过老两口吵过架。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让爷爷多吃一块馅饼，爷爷不愿吃，“奶奶气得好几个小时没理他。”
赵振英和妻子在阳台上养了许多花——君子兰、月季、海棠……这个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的女人，很喜欢看花，在赵振英身体尚好的那些年里，每到春天，他就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到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手挽着手，在樱花树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过，在2005年后，赵振英就再也没去过那个公园。
这年的12月18日，宋玉岐去世。临走的前一天，家人还听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说：“老赵，剩菜剩饭要烫烫啊，每天记得要烧两壶开水。”
妻子去世后，赵振英没有将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将骨灰盒保存在卧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着他一样。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后，家人把他和妻子两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装进罐子里，丢进大海。
直到今天，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遗像前，和她说上几句话。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了将近5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着我，我也在每天怀念你，我们就快些到一起去吧。”老人哽咽着，眼角泛出隐约的泪花，“我不愿意留在这个大地上。怎么说呢？这个大地，对我实在是……太苛刻了……”
他旁边的镜框里，是妻子宋玉岐的遗像。这个慈祥的老妇人，一直深情地凝视着丈夫。
老人回归为老兵
如果说，是晏欢帮助赵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忆，那么邓康延做的事，则是把这个老人的故事留在胶片上，让更多的人知道。
从朋友晏欢那儿听完整个故事后，深圳市越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康延，决定成立一个摄制组，为赵振英拍摄一部纪录片。
几年来，这家民营纪录片公司制作了不少与远征军有关的纪录片，并屡屡在国际国内的纪录片展会上斩获各种奖项。在邓康延眼中，发生在赵振英身上的这些故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纪录片题材。
“无论是大历史还是个人命运，赵老都是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样本。”他这么解释自己的拍摄动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障和无限的荣光，惟有在中国，老兵要独自艰难而顽强地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如果他们就这样被湮没，我们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自己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