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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难得的时期，中国主动出击，目的性很强，直奔军工领域的关键技术，通过个人关系转让其技术成果。海军专家李杰形容那时的工作说，中国人坐一个星期的火车，从满洲里出去，穿过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再到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进行摸底、契合，很快知道了对方有哪些技术可以进行合作；之后，马上就有大批的乌克兰专家赴华，介入具体项目。中国当时的基础技术比较落后，刚开始技术交流的层次比较低，规模也比较小。后来，中国用轻工产品交换先进设备，乌克兰专家开始大规模赴华。这些专家大多是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重视中苏友谊，生活要求不高，工作严谨，有问必答，技术、材料很爽快地提供，甚至掏心掏肺。
为了招揽军工人才，中国政府为此启动了一项“双引工程”，专门引进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和技术，国务院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于1991年正式设立国家“友谊奖”，用以表彰外国专家为中国所做的贡献，各省随后相继设立不同地方政府友谊奖。乌克兰籍专家奥坚科·沃洛德梅尔、科瓦连柯、阿诺·阿夫恰茹克相继获得国家级友谊奖；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内部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通过官民并举，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双引工程”，从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大约引进上万名专家，2000多个技术项目。乌克兰是“双引工程”的重点地区，每年都有大批专家、学者应邀赴华讲学或从事科研。中国驻乌克兰使馆一秘李谦如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说：仅2006年，国内邀请乌克兰科技界专家学者赴华约150批次，2000多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