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苏联的解体过程无疑是意义深刻的。作为人类社会诞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在消亡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错误判断给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
最后，苏联用她的死亡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当共产党人开始质疑社会主义路线的真实性的时候，这场斗争就已经失败了。
那苏联为什么失败？用一句话总结，叫做“苏联领导阶层既过于自信，又过于不自信。大多数时候错得不一定是路线，而是掌舵人”。
同是改革开放的操刀人，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自我怀疑”是共产主义道路最大的敌人
关于共产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百年之前就已经有了确凿定论。此外，苏联在二战后迅速恢复并崛起的事实也侧面反映了共产主义的建设蓝图并没有问题。
但人会出错，尤其是那些披着共产主义虚假外皮的，满嘴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
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和列宁开始，到勃列日列夫将赫鲁晓夫赶出政治中心，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接连死在任内，戈尔巴乔夫接受西方建议将摇摇欲坠的苏联大厦亲手推倒。
不难看出，解体前的苏联已经陷入了一个“后者否定前者”的思维怪圈。
一开始，苏联领导人将精力集中到了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中，他们误判了苏攻美守的优势原因，并在失势后将苏联身上的一切社会或经济问题都归结于苏联的国家制度，而不是聚焦于社会发展问题上，这严重浪费了苏联的恢复窗口期并陷入了一场自我怀疑的陷阱。
当然，后来的故事证明美国所输出的意识形态是经过刻意加工的，美国没有那么好，苏联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堪。
如果将论证的时间点再往后调30年，你会发现美国某些方面甚至不如解体前的苏联。
美国的政策腾挪空间已经小到没边了，戈尔巴乔夫敢连根拔起操作一番，但美国要是大刀阔斧砍下去，准得再来一次南北战争，这就是差别。
苏联真正的问题就出在对自身问题的不懈怀疑，那可能是苏联领导层基于列宁那句“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具体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一种误解，也可能是故意为之。
总之，苏联的后继者将其看成了马克思主义可以从任何角度发生变化来适应具体变化。因此，苏联的共产主义成了“功利主义”，成了将眼下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尽快拿到手的“复制主义”。
而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整个过程中，这些人都相信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捍卫了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改动都是为了实现“更加自由的共产主义”。
但事实证明，虽然自我怀疑是共产主义最大的敌人，但它却不是唯一的教训。比愚蠢更加愚蠢的做法，是在怀疑自己的同时却轻信了绝对不可相信的人，这是一种愚蠢的聪明。
苏联的这种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赌注的尝试，是“自我怀疑”基础上所犯下的最严重错误，直接断掉了苏联的退路。
当苏联领导阶层真正开始上手接触西方那些“自由”的时候，才发现自断臂膀的红色巨人只是砧板上的一块鱼肉。
在后续短短500天的“休克疗法”中，老牌资本国家犹如洪水过境般，从苏联和她的人民身上夺走了整整三代人的辛苦积累。
他们用一场荒诞般的劫掠使得苏联卢布贬值了超过11万倍，让全世界见识到了资本主义要如何鲸吞一只庞然大物。
当然，苏联的灭亡也唤醒了后来者。使得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没有像苏联那样屈服于压力。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用一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精准概括了共产党人该如何坚决捍卫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是如何捍卫社会主义的？
搞什么能变，什么不能变
发展的道路虽然荆棘满地，但总得来说没有比十月革命更难走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的存续与否，主要考验的是无产阶级在各种压力下对组织路线的忠诚度，以及在外部舆论误导宣传中是否具备良好的自我判断力。尤其是第二点，这至关重要，因为怀疑组织与否定组织完全是两码事。
过去一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又开始主张“国际环境是多变的，既然中国的口号是开放包容，那么中国的共产主义的路线也应当改变”。
基于这一说辞，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污蔑中国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以此为借口制裁中国，给我们施加压力，想要逼我们在某些方面进行妥协。
同时，这些喉舌还把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领导者金正恩描绘成战争独裁者，把古巴描绘成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极权国家，也把越南和老挝描绘成非民主国家，这些行为正是反共主义的现代产物。
要对抗这些反共主义，就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先展开意识形态的强硬对抗，不能在顶不住压力后便选择“打不过就加入（还加入失败了）”，这种非黑即白的做法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
中国要开展的斗争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改变对手，最终变得相互适应并相互妥协的一种斗争。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先搞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什么可以改革，什么不可以改革。举个例子，早年间“中国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在网络上讨论的十分激烈。
但就结果来看，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提倡全面计划经济，也不反对引入市场经济。
在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动用市场调节这副抓手在，就能同时活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避免了计划经济的死气沉沉和市场经济的垄断与不可控性，这非常关键。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政权离不开枪杆子。只要枪杆子还在，拿枪还是无产阶级，管你这主义那主义，只要它好用实用，都可以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后续加入世贸一样，这些方面没什么不敢试水的。
经过最近几年的尝试，中国政府对于二者的尺度把控已基本驾轻就熟。所以中国理念也开始了对外宣传以制约美西方的反共主义。
其中，最旗帜鲜明的两条分别是：中国越来越公开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以及中国正主动申请加入为围堵中国而生的CPTPP。
这两者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因为中国正在一边反对美国规则，一边又加入以美西方规则为主的贸易组织。CPTPP的入会标准本身就是专门盯着中国的曲线设定的，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和“非政府援助”，这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主导显得格格不入。
那么，是中国表面反抗实则妥协了么？不是的。相反，中国这样做是在避免新冷战的同时持续传达中国开放包容的对外理念，这是自信与自知的体现。
因为社会主义不应当是闭关锁国的，更不是美西方口中的不民主制度。而它与时俱进的最终形态，是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内促进不同地区开展结合自身不同特性的交流与竞争，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雏形。
所以，中国既要加入为反对中国而生的国际贸易体系来摆明自己的态度，又要反对美国的霸权规则来重申自己的底线。
在外交上与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是一种政治宣誓，而政策上的开放包容则是确保了另一条共通的路线，以此证明“中国所做出的决策并非屈服于外部压力，单纯只是中国这样希望做。”
我否定了你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那部分，所以你我今后的尝试方向可以是共同的，不必总是搞得你死我活。
这个道理放在国内问题的处理上也是一样的，随着市场开放和产业升级，中国的内部竞争会趋于激烈，各种民生矛盾也会相继出现。因此，中国内部治理上的下一个主题必须回到公平分配问题上。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没有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所以中国共产党依然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正在连年加强，这一点从新闻播报上就能感受到。中国商业部打击行业垄断的政策也在不断补充，从某前首富的现状就能看出一二。
此外，国家在教育领域里的投入改革也在不断深化。中国的公益项目和大型资源开采以及涉及民生的配套产业依然坚定的保持着国营体系，因为这些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是从始至终都不能改变的。
当然，对于网上流行的部分中美差异讨论我们要客观理想看待，你在网上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因为真正在美西方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均储蓄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确做到了藏富于民。
我们的税收其实并不对准大多数普通百姓，而美国那边则是“唯有死亡和交税不可避免”。
这是中国大街上十几万人民币的国产车满地跑，而美国大街上十几万美元的豪车并不多见的重要原因。
陈平教授说过的那句“中国的2000块>美国的3000美元”在某些方面是讲得通的。就比如中国100价值块的商业服务，绝对比美国的100美元来得更加丰富。
国家这些年坚持下来的对部分中小行业的税收豁免，的确实实在在的给予了消费者红利，只是没有对比不太容易观察到罢了。
当年苏联的错误在于过于强调劳动本身，而刻意模糊劳动的收益和分配边界问题，自己又没有能力把市场蛋糕做大，最终引发了社会矛盾，导致35万苏联人集体出逃。
但中国不同，有了苏联的教训，我们正以扩大外部增量，平衡内部存量分配为起点，从多个角度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革的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捍卫现存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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