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21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19日刊发题为《陈旧的外交政策理念危及美国》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得孙研究所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文章摘编如下：

在修正主义国家挑战着现有世界秩序时，美国外交政策看起来越来越迷茫。二战期间，我们的计划是先击败德国，再击败日本，接着尝试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和平秩序，以防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冷战期间，我们的计划是在不引发核战争的情况下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直到苏联内部缺陷致其崩溃。冷战结束后，我们的计划是利用美国单极称霸的时机，建立一个和平的、遵循规则的世界秩序。

虽然美国在二战和冷战中的战略都取得成功，但我们在冷战后的战略却失败了。单极时代已经结束，但当今世界仍不和平，既没有秩序，也不遵循规则。相反，我们正迎来地缘竞争引发一波又一波战争的时代。

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比冷战结束时我们梦想中的理想世界更加充满敌意和危险。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审视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推动这场辩论的是21世纪美国失败的外交政策导致许多美国年轻人产生的一种幻灭感。美国的军事干预导致伊拉克和阿富汗出现“无休止战争”。美国在海外推动民主，却未能阻止国内民主倒退的趋势。考虑到这些败绩，让美国少做点尝试会不会是更明智、更经济的选择呢？也许现在是时候采取一些有益的克制了。

大部分老的外交政策机构对这种呼吁克制的声音感到恐惧。当参议员詹姆斯·戴维·万斯批评北约时，他们会联想到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是如何拒绝支持英国和法国、从而使希特勒扩张到整个欧洲的。当参议员乔希·霍利呼吁实施保护主义关税时，他们会联想到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被普遍认为是使大萧条雪上加霜的罪魁。保守派笃信，美国参与全球事务对全人类的和平、自由甚至生存是绝对必要的。

两方都有更占理的地方，但盲目承诺参与全球事务和呼吁克制的本能号召都无法构成战略。战略始于利益问题，然后要考虑优先事项和成本。帮助我们赢得二战和冷战的战略家们把国家利益的概念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中。

历史上，我们需要防止外国干预我们的国内政治。我们需要航海自由。我们需要阻止任何敌对大国在西半球挑战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遏制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洲或亚洲。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公民可以自由地旅行、投资和海外经商。我们需要防止竞争对手切断我们的重要供应品。我们需要保护全球通信的安全，因为新技术的涌现以及互联网和卫星网络使得连通性成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关键。

时至今日，这些利益依然重要。它们举足轻重。但克制派关于成本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单极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思考我们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有些我们想要做的好事情实际上是我们负担不起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地缘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土库曼斯坦的宗教自由却是非必要的奢侈。

美国历来善于以较低成本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二战期间，美国依靠斯大林的红军削弱了纳粹德国。我们在冷战中取胜的部分原因是尼克松拉拢中国远离苏联。寻找愿意分担负重的盟友必须成为当务之急，而非那些指望搭便车享受美国强大实力的盟友。

可持续的战略少不了痛苦的改革。笨重的军队架构、灾难性的采购流程以及五角大楼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失能，是我们在单极世界中能够承担的负重。而现在，我们不能承受其重了。

美国的政策必须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保守派说我们的利益遍及全球，鸵鸟外交政策行不通，这话是对的。克制派说我们当前的路线从军事上说不可靠、从政治上说不受欢迎、从财政上说不可持续，这话也是对的。

我们需要快点对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推进长远利益进行新的思考。没有太多时间了。（编译/涂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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