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学者：中美正在进入探索全双边关系新基础的阶段，极限测试期近尾声。六年的极限打压，美国基本搞清了可能性的边界在哪儿，中国也大致明白了新的国际环境，以及它在其中的地位和可以扮演的角色。寻找一个比较稳定持久的新型关系的基础，对双方都有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今日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写道，第一、第二强经济，第二、第三大人口，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一、第二军事强国，都拥有齐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航天大国，又都有庞大市场的吸引力。这些条件决定了两者不仅都无法让对方消失，连削弱对方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全面脱钩也几乎不可能。
与此同时，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一直就在旁边，二者随时都可以选择进入，从而改善双边关系。如果世界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强化，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争当老大，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况且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有全球野心。
文章认为，2013年的中国同2023年的中国相比，没有大的改变，但两个时间点上的中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这说明推动双边关系变化的，主要是认知态度，而非利害关系。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打压、脱钩、围堵等，主要出于戾气和对未来的防患于未然；但它对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凭的是想当然。
文章指出，从特朗普总统起，美国的极限打压常常表现得失态。许多寻常的经贸关系突然被政治化，互利双赢变为零和，合作共存变为你死我活——至少在情感上是如此。作为两个核大国，这样的关系显然无法持久，因为不仅相互毁灭不可取，它们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不得不合作。这个“极限打压”有多少是情绪，有多少是算计促成的呢？恐怕前者居多，因为它的效果并不好，往往适得其反，如芯片禁令的华为效应。
“美国恐怕意识到，在又一个领域以往习以为常的做法行不通了。”文章说，华为以Mate 60 Pro为开端的一系列新产品打的漂亮反击，更是改变了一大片战略竞争空间中的游戏规则和收益结构。类似情况还会不断出现，促使极限测试期终结，双方都有积极性来寻求双边关系较为稳定的模式。
今年以来美国政要频频访华，事前秘而不宣的高层会谈也不时举行，这些都反映出双方均认识到离不开对方，以及大国交恶的危险性。正是从这些会谈和接触中，新的中美关系的基础正慢慢出现。
文章认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难点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价值观和政策上的分歧。这些催生了所谓的“系统性竞争”——两国之间多方面的、持久的竞争，范围超出具体问题，涵盖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制度竞争不是绝对的。事实证明双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有问题，都不足以赢得全球，都须改革。而且双方的大目标基本一致：增长、气候、安全、稳定、创新、就业等等。这些大大降低了意识形态的不调和性，使冲突达不到冷战时期的烈度。
文章称，情绪、好恶、态度、雄性激素，以及过于模糊或伸缩范围过大的概念，在中美关系恶化中起了很大作用。国家安全、利益，系统性竞争、威胁、专制、民主、自由等概念模糊，常常被政客用来达到许多其他目的。
文章特别指出，美国国会还会不断阻挠双边关系的改善；议员节外生枝，用地方利益、视角和基督教伦理来审视中美关系，横挑鼻子竖挑眼。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仍然会保持对中国居高临下的态度，即中国常批评的“教师爷”作派。这些都使美国处于不利地位，使它在制定对华政策中夹带情绪和盲目性。中国作为处于守势的一方，而且没有一个拱火的国会干扰，应该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
对中国来说，长期被打压欺负后，炒作“中国反击”很自然，但找到一个能够相对稳定、持久的双边关系基础更重要，也应该是“反击”的目的，而不是泄愤、报仇。以力抗力，通过力量平衡得来的稳定是脆弱和短暂的；找到新基础才能进入更稳定的舒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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