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不能替代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冲突的有效解决，也不能替代更广泛和根本的以巴问题。
2024年1月26日，国际法院就南非针对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后在加沙地带采取的军事行动所寻求的临时措施下达了命令。国际法院没有按照南非的要求命令以色列立即中止军事行动。然而，它确实要求以色列就战争的行为和背景采取一系列措施。因此，虽然国际法院的裁决可被视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中间立场，对主要参与者和全球行为者产生了"温和"的战略影响，但关于国际法院在政治争端中的作用和影响的更大问题依然存在。
该命令包含以色列必须遵守的六项措施，其中最后一项是在一个月内向法院报告以色列执行该命令的效果。通过前两项措施，法院要求以色列及其军方确保防止以色列和南非均为缔约国的条约所界定的一切种族灭绝行为，而南非的申请正是以该条约为依据。这部分命令的实际影响可能有限，因为以色列认为，尽管加沙有大量巴勒斯坦人伤亡，但其目前的行动并不等于种族灭绝。法院是否同意这一立场，只有在其就案情实质做出判决后才能揭晓，而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在第三项措施中，法院命令以色列"防止并惩罚直接和公开煽动种族灭绝的行为"。这是在南非提交了一系列声明之后做出的，在这些声明中，以色列高级政客和军官以及普通民众都表示有必要"将加沙夷为平地"，并切断其所有电力、食物、水和燃料。法院命令中引用了以色列国防部长、总理和总统的其中一些声明，并由法院院长宣读。鉴于以色列国内普遍认为，严厉的言辞对当地造成的影响小于对声誉造成的损害以及与盟国关系的紧张，可以预见以色列官员在起草公开声明时会更加谨慎，并区分哈马斯战士和平民。
对当地影响最大的是第四项措施，根据这项措施，法院责成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居民"提供急需的基本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法院下达这一命令的理由并不充分，只是提到了人道主义局势以及在战争中生活的一代儿童预计会产生的政治影响。自战争开始以来，人道主义车队问题一直是以色列国内激烈争论和抗议封锁的话题，因此，尽管经过三个月的地面行动，战争尚未达到其主要目标，但命令的这一部分为那些支持允许提供足够援助的人提供了顺风。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法院的裁决，包括关于临时措施的裁决，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四条第一项）。虽然这种法律约束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在实地的执行，但对于那些决心继续军事行动而又不放弃国际规则或冒着受到全球伙伴批评的风险的以色列人来说，仅仅提及这一点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论据。
至于法院命令采取的第五项措施，即"防止销毁和确保保存"任何种族灭绝行为的证据，鉴于以色列最初的立场是南非的主张没有依据，可以预期以色列会认为目前的行动充分符合国内和国际战争规则，而且以色列很可能会在提交法院的报告中这样辩解。
命令下达后，以色列国内最常见的反应是，命令的条款本可以更加不利。然而，包括内塔尼亚胡总理在内的一些人坚持认为，国际法院受理此案毫无根据，是对以色列的侮辱，一些人甚至认为以色列根本就不应该参与诉讼程序。在巴勒斯坦方面，大多数人都希望法院下达结束军事行动的命令，而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下达命令这一事实本身就被视为对巴勒斯坦立场的认可。平心而论，国际法院的确试图将其裁决建立在对当前局势的事实评估之上。它坚持认为战争造成了人道主义后果，以色列的公开声明有问题，但也提到了10月7日袭击的影响和以色列人质正在遭受的折磨，尽管这些并不是南非提出申请的依据。
法院不仅将其命令建立在适当的事实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对各方关切问题的全面理解上，因此，法院在这一阶段能够发挥其作用，在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适用客观和一般法律规则方面得出结论。然而，正如法院在命令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命令中的任何内容都不预断法院可能就案情实质，即以色列应对10月7日袭击的行动是否构成灭绝种族罪的问题作出的任何裁决。
不仅在以色列，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看法是，尽管战争对加沙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且，这一点在全球范围内显然比在以色列更受重视，但这些影响并不符合种族灭绝的条件。南非、巴勒斯坦团体及其支持者当然持相反意见，而法院在这方面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极有可能使人们重新关注这些根本问题的高度政治性。
就目前而言，由十五名法官和两名专案法官（南非的迪克冈-莫森克和以色列的阿哈龙-巴拉克）组成的法院达成了客观的法律谅解，没有受到政治因素的束缚。事实上，黎巴嫩和索马里法官的立场并不完全支持巴勒斯坦的观点。相比之下，美国法官和德国法官并没有对有关以色列的命令投反对票。此外，巴拉克法官本人对第三和第四项措施投了赞成票，并在一份单独的意见书中解释说，他希望这些措施能够积极应对当前的局势。有趣的是，对所有措施都投了反对票并附有反对意见的法官是来自乌干达的朱莉娅-塞布庭德。这个非洲国家与以色列保持着友好关系。然而，最近在坎帕拉举行的第十九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对以色列最近的行动表达了更为严厉的立场。
归根结底，与海牙正在进行的其他法律诉讼一样，负责在以巴问题上适用国际法的法官和律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的争议性和高度政治性。国际法可以澄清这些方面，并将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下。但是，国际法并不能完全取代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冲突的有效解决，也不能取代更广泛和更根本的以巴问题。国际法院的德国法官在命令所附的声明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以"令人心碎"的情况为特点的案件中，"法院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因此，任何希望在以巴问题上发挥有效作用的行为体都应该密切关注法律诉讼程序，研究其中提出的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同时优先考虑在当地采取措施和行动，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减少冲突的未来做好准备。
《国家利益》2024年2月7日鲁汶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的高级附属研究员亚历山大-卢安加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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