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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原型出自哪里？
读过《红楼梦》的人，对林黛玉都会有深刻印象，她早年即父母双亡的身世，她寄人篱下的生活，她与贾宝玉相互倾心而又毫无结果的爱情，她不幸早逝的悲剧命运，无不使读者流下同情之泪。林黛玉这个人物之所以能这样吸引读者，除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用大量篇幅浓墨重彩的描绘渲染之外，还因为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的原型，就是曹雪芹青少年时代青梅竹马的红颜知己，所以，《红楼梦》中那些有关贾宝玉和林黛玉相亲相爱的许多细节，都描写得十分生动逼真，楚楚感人。据一些红学专家考证，林黛玉的原型人物就是康熙年间任苏州织造李煦的孙女，名叫李香玉，其父是任两淮盐课的李鼎。织造和盐课是清代宫廷在江南的两个重要部门，只有皇帝最亲信的臣子才能担任。李香玉是李氏家族的掌上明珠，在家中受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
李曹两家同为康熙的宠臣，同掌织造府（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时任江宁织造），又是过从甚密的亲戚，李煦就是曹雪芹嫡亲祖母的胞弟，因此曹雪芹和李香玉的亲密交往是很自然的事。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过世后，由其子曹颙继任父职，不满三年即病故，曹雪芹就是他的遗腹子。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十分喜爱曹雪芹，时时带在身边。每次到苏州探望其年近九十的母亲文氏太夫人时，常携曹雪芹一同前往，他们常住李鼎家的「拙政园」。因此曹雪芹和李香玉从幼小时即一同玩耍，一同读书习字，一同作对吟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随着年龄渐长，日久生情，自是意料中事。
康熙末年，李鼎夫妇先后染病，卧床不起，香玉年纪虽小，却常侍疾在旁。不久，李鼎夫妇先后辞世。香玉遭此不幸，日日恸哭，虽有祖父母加意照顾抚养，然终不能减轻其心中之愁苦。曹雪芹的祖母甚怜香玉，时时将其接至江宁织造府，与曹雪芹相伴共读，两人耳鬓厮磨，感情日深。当时的情景，曹雪芹在《红楼梦》七十二回中曾有生动陈述：「咱们从小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看，我也不敢怠慢了你。」两人感情之深，由此可见。
李香玉虽有曹雪芹祖母的关照和曹雪芹的抚慰，然其家庭不久又遭沉重打击，李煦因受宫廷斗争牵连被革职抄家，不久病故。香玉因此孑然一身，只好长期寄居曹家。可是曹家不久也因同样原因被革职抄家，曹家在江宁的家产荡然无存，江宁无法存身，幸北京尚有众多亲友，经朝廷应允，曹家遂于一七二八年全家迁至北京，香玉也随之进京。
曹家在京城全靠亲友帮衬，李香玉生活虽然无缺，然终因寄人篱下，免不了受闲言碎语之扰。加之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虽有曹雪芹祖母的悉心照料和雪芹的温存宽慰，然仍忧思难平。没有几年，竟香消玉殒，撒手人寰。
李香玉是林黛玉的原型还有一个旁证，即《红楼梦》二十七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竟日玉生香」一回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相对而卧，为宽林黛玉的心，贾宝玉胡编了一个小耗子偷香芋的故事：一天，老耗子叫众耗子分头去偷米粮和瓜果办腊八粥，一小耗子自荐去偷香芋。众耗子笑它身体瘦小，小耗子胸有成竹地说：「我变成香芋，滚在香芋堆里，使人看不出……却用分身法搬运。」众耗子叫它变成香芋看看。小耗子就摇身一变，却变成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小姐。众耗子说：「变错了。」小耗子现形道：「我说你们没有见过世面，只识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道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很明显，作者借这个故事暗示，林黛玉就是李香玉的化身。
李香玉早年病逝，对曹雪芹打击最大。后来曹家又遭重大变故，家道从此一蹶不振。曹雪芹一家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为纪念自己早年的红颜知己，雪芹不惜「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倾毕生精力写出不朽巨著《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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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的众多人物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林黛玉了，这与曹雪芹对该人物的重彩渲染及执情刻画是分不开的。原来，《红楼梦》创作的背景，曾蕴含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林黛玉的原型人物就是曹雪芹青梅竹马的恋人。
林黛玉原型人物的名字叫李香玉，是康熙年间苏州织造李煦的孙女、两淮盐课李鼎的掌上明珠。李煦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嫡亲祖母的胞弟。曹雪芹祖父曹寅过世后，由其子继任父职，不满3年，死于京师，曹雪芹就是他的遗腹子。
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对雪芹十分疼爱，每年到苏州探望年近90的文氏太夫人时，必携其前往，常寄居于李鼎家的“拙政园”。由此，李鼎之女香玉与雪芹自幼就时常相聚，在一起读书与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自在情中。
康熙末年，李鼎夫妇不幸双亡，膝下仅遗香玉。此女聪颖过人，深得雪芹祖母的钟爱，便接她来江宁织造署，由其祖母加意抚养。但好景不长，李煦因宫廷党派的争斗而被革职查抄，至此，香玉孑然一身。而雪芹家也同遭厄运，家业荡然。
1728年，曹氏全家迁京，香玉随之。在京城，曹氏尚能得到亲故的照料，但香玉自感寄人篱下，不免郁郁寡欢，加之生来多愁善感，虽有雪芹温存宽慰，然年龄增长，终身未遂，忧思难平，没有几年，竟香消玉殒。雪芹为此悲恸欲绝，便发奋著写《红楼梦》，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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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王守仁的光荣事迹
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浙江余姚人。因他曾在余姚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子，故被学者称为阳明先生，后世现在一般都称他为王阳明，其学说世称“阳明学”。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此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阳明子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乃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阳明子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生平事迹
生平概述
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浙江余姚。父王华，王华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北平（北京）。《明史》载，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一位高僧告诉王华，要他给儿子改名为王守仁。王华照做了，王守仁这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王守仁自幼聪明，非常好学，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思想也比较怪癖，一直很多私塾先生都不能理解他。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据考证，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首诗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守仁再三推辞，张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全中红心，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成功逃脱锦衣卫追杀，最后在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
童年生活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农历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远祖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其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据《年谱》记载，他出生前夕祖母梦见有人从云中送子来，梦醒时王阳明刚好出生，祖父便为他起名叫王云，乡中人亦称其降生处为瑞云楼。然而，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一天一位高僧经过，抚摸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指他的名字“云”道破了他出生的秘密。其祖父恍然醒悟，遂更其名为守仁，此后他便开口说话了。这个故事有点神话色彩，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他幼年时并未显示出聪慧和才华。他十岁时，父亲高中状元，王阳明随父赴京，路过金山寺时，他父亲与朋友聚会，在酒宴上有人提议做诗咏金山寺，大家还在苦思冥想，王阳明已先一步完成：“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四座无不惊叹，又让他做一首赋蔽月山房诗，王阳明随口诵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表现出非凡的想象能力和深厚的素养。十一、二岁在京师念书时，他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老师说“只有读书获取科举名第”，他当时说：“第一等事恐怕不是读书登第，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尽管如此，他从年少时代起就从不循规蹈矩，所有记载都说他自少“豪迈不羁”。如13岁丧母后，继母待他不好，他竟买通巫婆捉弄其继母，使得她从此善待他。他学习并非十分用功，常常率同伴做军事。年轻时他出游边关，练习骑马射箭，博览各种兵法秘笈，遇到宾客常用果核摆列阵法作为。
贵州龙场悟道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他自己于7年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叙述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平定江西
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爆发民变。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方圆近千里。地方官员无可奈何，遂上奏明廷。兵部举荐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守仁巡抚江西，镇压民变。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平定池仲容（池大鬓）部，奏请设立和平县，并兴修县学。三月，守仁抵达江西莅任。他迅速调集三省兵力，镇压了信丰等地的起义。七月，王守仁念战争破坏巨大，上奏请求朝廷允准招安。明廷遂委以地方军政大权，准其便宜行事。十月，王守仁率兵攻破实力最强的江西崇义县左溪蓝天凤、谢志山军寨，并会师于左溪。王守仁并亲自前往劝降。十一月，王守仁遣使招安，并攻破蓝天凤部。就是在这烽火连天的两年里，他掌握了一样神秘的工具——知行合一。
擒获宁王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无大量军队），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城中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王守仁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由于先前进行大量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千金，负伤百金，要求他们死力一搏。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王冕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后来，明武宗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化名出征，江彬意欲不轨，挑唆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总督两广
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击溃瑶族和僮族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因功被封为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铁券和岁禄都没有发下。
病逝归途
两广役后，阳明肺病加疾，上疏乞归，于1529年元月9日（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守仁在归途中病逝于江西省南安舟中。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去世后被谥文成，后又追封为新建侯，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政治主张
明赏罚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量情法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谗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重纲纪
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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