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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的诗及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汉族人。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其勉励与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年)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年)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年),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年),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杨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禧二年(1206年),因痛恨韩侂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主张抗击金人,收复失地。以正直敢言,累遭贬抑,晚年闲居乡里长达15年之久。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并称南宋四大家。今存诗作4200余首,不少抒发爱国情思之作。其《初入淮河四绝句》、《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雨作抵暮复晴》等诗,抚今追昔,即景抒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高。也写过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如《竹枝歌》七首写纤夫雨夜行船,《圩丁词十解》写筑堤圩丁,以及《插秧歌》、《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农民艰难生活的同情。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50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形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檄风伯》:“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就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所著《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所作赋,以《浯溪赋》、《海赋》为有名。所作词今存仅15首,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又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以史证《易》,为经学家非议。所著《诚斋集》133卷(包括10种诗集及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本;《杨文节公诗集》42卷,有乾隆间刻本;《诚斋易传》20卷,有曝书亭影宋本;《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侂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技歌》等写出农民生活的艰难和疾苦,《歌四时词》、《播秧歌》等写出农民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人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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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杨万里的简介及诗词作品

朝代宋代诗词数424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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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曾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秘书监等。主张抗金,正直敢言。宁宗时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终忧愤而死。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自成一家,时称“诚斋体”。其词风格清新、活泼自然,与诗相近。著有《诚斋集》。911cha.com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这一段话可以分三方面来申说。

第一、杨万里和江西派。江西诗一成了宗派,李格非、叶梦得等人就讨厌它“腐熟窃袭”、“死声活气”、“以艰深之词文之”、“字字剽窃”。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也是反对江西派的,虽然他和叶梦得一样,很喜欢黄庭坚。杨万里对江西派的批评没有明说,从他的创作看来,大概也是不很满意那几点,所以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不过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他六十岁以后,不但为江西派的总集作序,还要增补吕本中的“宗派图”,来个“江西续派”,而且认为江西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里,并非无稽之谈。我们进一步的追究,就发现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请看他自己的话:“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这恰好符合陈长方的记载:“每下一俗间言语杨万里简介,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第二、杨万里和晚唐诗。他说自己学江西派学腻了,就改学王安石的绝句,然后过渡到晚唐人的绝句。我们知道,黄庭坚是极瞧不起晚唐诗的:“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共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所以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杨万里说:“诗非文比也……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维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这透露了他转变的理由,可以借刘克庄的话来做注脚:“古诗出于情性,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帙,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前面讲过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他就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另一个想脱离江西派的诗人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以想见他们都跟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割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一点在评述“四灵”的时候还要细讲。他不像“四灵”那样又狭隘又呆板的学晚唐一两个作家的诗:他欣赏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陆龟蒙,甚至有黄滔和李咸用,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们,只是借他们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从江西派的窠臼里解脱出来。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泼自然的诗,所以他后来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他就喜欢,不管是晋代的陶潜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张耒。

第三、杨万里的活法。“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祇是“他乡遇故知”。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杨万里简介,非傍诗史”。锺嵘“诗品”也说过:“‘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落在他眼睛里,给他无微不至的刻划在诗里。这一类的作品在杨万里现存的诗里一开头就很多,也正像江西体在他晚年的诗里还出现一样;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来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

扬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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