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华尔街日报》对印度新任总理拉吉夫-甘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一篇题为"拉吉夫-里根"的社论中，该报将40岁的甘地比作"我们知道的另一位著名减税者"，并宣称放松管制和减税在印度引发了一场"小革命"。
三个月后，在甘地访美前夕，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更是赞不绝口。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与今天的中国相比，印度是一个等待发生的经济奇迹。如果奇迹得以实现，核心人物将是这个年轻的总理”。巴格瓦蒂还赞扬了甘地时期降低税率和放松监管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收入几乎相同的国家，都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两国都引发了"革命"和"奇迹"的预测。但是，中国在人力资本发展的坚实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而印度则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中国成为了经济超级大国，而关于印度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的预测，只不过是炒作而已。
这种差异由来已久。1981年，世界银行对比了中国64岁的"超高"预期寿命和印度51岁的预期寿命。世界银行指出，中国公民比印度公民吃得更好。此外，中国几乎普及了医疗保健，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公民享有较高的初等教育。
世界银行的报告强调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正如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谢丽尔-吴登在2009年出版的《半边天》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尤其是城市地区，成为"女性成长的最佳场所之一"。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降低了出生率，改善了育儿方式。认识到中国在发展人力资本和赋予妇女权力方面取得的进步，世界银行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大胆预测：中国将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实现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世界银行报告的重点，不是减税或经济自由化，而是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奥德-加洛尔最近强调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每一次经济进步，其核心是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它们都与人力资本投资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有关。
当然，市场自由化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大有裨益。但是，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建立在人力资本和性别平等这两大支柱之上，而印度在这两个领域却远远落在后面。
即使在变得更加以市场为导向之后，中国在人民身上的投资也令人印象深刻，在将教育和健康标准提高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力所需的水平方面，中国超过了印度。世界银行的"2020人力资本指数"以0到1来衡量各国的教育和卫生成果，印度得分为0.49，低于尼泊尔和肯尼亚这两个较贫穷的国家。中国的人力资本指数为0.65，与富裕得多（按人均计算）的智利和斯洛伐克相近。
中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1990年的约80%下降到约62%，而同期印度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则从32%下降到约25%。特别是在城市地区，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阻碍了印度妇女加入劳动大军。
优越的人力资本和更大的性别平等，共同促成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增长，这是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全面指标。假设两个经济体在1953年（大约在开始现代化的时候）的生产率相当，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生产率提高了50%以上。如今，中国的生产率几乎是印度的两倍。印度45%的工人仍在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工作，而中国甚至已经从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跃升为全球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尤其是在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也为未来的机遇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中国有七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其中清华和北大名列前20。清华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计算机科学大学，而北京大学则排名第九。同样，九所中国大学在数学领域跻身全球前50强。相比之下，包括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在内，没有一所印度大学跻身世界前100强。
中国科学家在提高研究数量和质量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化学、工程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并可能很快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和其他国际观察家一直预测，专制的中国兔子最终将步履蹒跚，而民主的印度乌龟将赢得这场竞赛。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中国严厉的"清零"限制、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中国政府为控制中国过快发展的房地产行业和大型科技公司而做出的徒劳努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似乎都支持这一观点。
但是，中国拥有深厚的人力资本和更大的性别平等，站在新旧经济的前沿，而印度领导人和他们的国际同行却在吹嘘一种非历史性的能力，想要通过闪亮的数字和物理基础设施跨越脆弱的人力基础。中国有一条看似可行的道路来摆脱目前的困境。相比之下，印度则有可能陷入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
澳洲智库ASPI-2023年8月1日|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政策客座教授Ashoka M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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