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对于黄桥战役的战役过程和仓集镇的人文介绍，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因此，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黄桥战役的战役过程和仓集镇的人文介绍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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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战役的战役过程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将姜堰交给二李，韩德勤恼羞成怒。而此时部分八路军也南下苏北皖东，与江北的新四军形成了对韩德勤的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韩德勤为死中求生，决定先恢复黄桥失地，消灭江北新四军，以挽回危局。韩德勤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新四军压来。其部署为：以韩德勤部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为主力，分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地名)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但是因为二李、陈泰运在战役中心怀二志，实际只有韩德勤本部89军1.5万人参见了战斗。）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交给二李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对于黄桥战役的作战方案。根据对方和我们的各种利害关系，各种主客观条件，粟裕设想了如下三个方案：“一是乘韩德勤进攻黄桥时，我们以一部主力攻占海安。二是乘韩德勤还未向我们进攻，先以一部兵力向东发展，控制（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几县，并造成北进东台的局面，以主力守卫黄桥地区。三是以全力依托黄桥这一基点，采取攻势防御，将顽军歼灭在我工事面前。”
新四军指挥部就上述三个方案作了比较和讨论，第一个方案好处是：“我们以主力进攻海安、东台，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并且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容易取得胜利“坏处是：”假使韩德勤以主力向黄桥进攻，我们以主力向海安进攻，在韩军主力尚未被歼情况下，断不容易把海安攻下，因为海安虽然堡垒不及委堰多，但比姜堰配置适当，工事很强；如果攻海安不下，而把黄桥丢了，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士气，增加对方气焰，尤其给群众很不好的影响，可能群众会认为新四军是打游击的，不要根据地，不要后方，蹲不长，会走的，使以后发动群众增加困难；我们以主力袭击海安是一个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仍采取打游击的办法，把后方挑起走，那是非常危险的。”
再讲第二个方案，好处是：“东进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那边他们部队少，战斗力很弱，我们东进去打他们，如探囊取物，可以绝对胜利；可以把东边那块地区很快创造成为根据地，以便同上海外围和江南连成一片，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我们东进，韩德勤会分一部兵力对付我们，并且还必须分一部兵力防止我们北进东台，这样，就使他的兵力分散，防御线宽，而利于我们作战；无论人力物力，我们都能得到迅速的补充；在东边创造一块新区后，可与西边黄桥地区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更有力的牵制敌人，取得战略优势。”但坏处是：“在韩德勤南下前我们就东进，将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响；他们在东边的部队是保安一旅和保安五旅，不是韩德勤的嫡系，在营溪战斗以后，保一旅就派代表来和我们接头，愿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如果我们东进，他们必定要依附于韩德勤和我们作对，妨碍我们统一战线的开展；我派一部东进，将使黄桥部队减少，那么黄桥未必能保卫得住；我们派部队东进，固可牵制、分散韩的兵力，但他如果下决心丢开东边，集中兵力来攻黄桥，攻下以后再回头去搞东边，这样对我就不利了。”
因此在利害比较下，新四军没有采取第一、第二方案。第三个方案好处是：“以黄桥当轴心进行攻势防御，军事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向右自由转动，用兵依然很自如；我们依托黄桥作战，是完全的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不仅广大群众拥护我们，上层人士也会同情、赞助，就是顽军的大部分官兵也会对他们的这种进攻不满；在黄桥作战，能得到群众有力的支援。战事爆发后，群众又踊跃参加抬伤兵，送烧饼、猪肉进行慰劳，对我军帮助的确很大；黄桥地区距离顽固派的据点相当远，约需两天行程才能到达，我可利用他开进的两天时间，进一步查清情况，采取适当部署，使胜利更有把握，尤其是他们军队越前进，离后方越远，交通的维持很困难，如果派部队维持交通，又减弱了第一线兵力，而且离后方越远，其翼侧和后方就更加暴露，更便于我们的袭击；因为他们离后方远，我们突击胜利后，追击起来更容易收效，刚才我讲了，营溪战斗的教训是我们打得太早了，所以顽军不到半夜功夫就退回乌龟壳里去了，这次顽军深入黄桥至少要两天才退得回去，部队疲劳了，两天还退不回去，而且在我们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区，他们更难退，我们就可以在几天中追击将其消灭；我们让出姜堰，继续让出加力、古溪、分界，固然可以使他们提高士气，但他们部队看见我们不打就退，也会骄傲和疏忽起来，这就给了我们突然进攻和突击的机会。另外，由于我们沿途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也会影响他们的士气，使他们内部逐渐觉悟到不愿打自己人。兵法里说，攻敌之心，以老其师，就是这个意思。”
对各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以后，粟裕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由于陈毅等在黄桥决战前对二李和陈泰运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得他们保持中立，因此，在二李接到韩德勤命令后，只稍稍推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加上左路军保安旅又多系乌合之众，害怕被歼，畏缩不前，实际上形成了韩德勤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样利于我军对李守维、翁达的中路军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新四军的战略部署是，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于敌主攻方向两侧，并先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诱敌进入我黄桥阵地前沿，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一歼灭之。
10月4日下午3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在高桥、周家庄之线将由古溪经高桥向黄桥前进之韩德勤军截成数段，查明该部队确系独立第六旅。该部队遭新四军第一纵队截击，大部溃散，一部消灭，其第十七团向古溪方向逃窜。根据上述情况，新四军令第一、第二纵队以猛烈果敢动作，迅速将独立第六旅全部消灭，务于黄昏以前继续南下，仍于晚上十二时实施总攻黄桥以东之韩德勤军。令第三纵队继续以全力固守黄桥，特别注意东西两面，防止韩德勤军乘隙偷袭，并且以少数部队挺进到工事前方向的韩德勤军侧后实行袭扰，阻止其猛扑黄桥。这样处置后，进攻黄桥之韩德勤军因独立第六旅被截击，其第二梯队已无进攻能力。至黄昏时，独立第六旅之大部被新四军第一纵队歼灭，仅有残余部队退守高桥西南之张家庄、八尺沟一带进行顽抗。新四军第一纵队急于围歼此残余部队而未能迅速南下。
10月4日下午6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全部仍然在高桥附近与独立第六旅残部纠缠中，而第二纵队进至八字桥后行动不明。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正在集结，准备于五日拂晓总攻，其第二梯队（估计系第一一七师）已进至西官庄、刘家堡之线，有于次日拂晓配合第三十三师作第三次猛攻黄桥之企图。依据上述情况，新四军处置如下：令第三纵队于四日晚十二时，以两个团兵力出击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以打破其拂晓的总攻击，并配合新四军突击兵团夹击该敌；令第一纵队将围困于张家庄之独立第六旅残部交由指挥部特务营负责解决，该纵主力立即全部南下，经何家桥．太平桥向刘家堡、野屋基之韩德勤军侧后攻击。在此处置后，新四军第二纵队已于四日午夜十二时进占分界，与韩德勤军稍事接触后即继续由分界向黄桥攻击前进。第一纵队即由高桥经八字桥南下。第三纵队则于五日凌晨二时左右，以两个团兵力出击，使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第三次总攻又被击破。但是，由于第一、第二纵队还没有于预定时间到达黄桥东郊，以致不能如期于五日凌晨以前解决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
韩德勤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新四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很大。韩德勤军89军第33师以三个团兵力发动总攻，其中一部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此时，黄桥守卫战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新四军守城兵力十分有限，情况异常危急。粟裕深知：黄桥如果失守，对89军的包围圈被突破，在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他把“前指”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全体人员组织起来，编成突击队，亲自带队跑步冲往东门。其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的英勇行动，令指战员们深受鼓舞。在这时，有报告说奉命增援的江南部队一个主力营（老四团第二营）己到距黄桥仅10公里的季家市。粟裕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部队立即士气大振，在纵队司令员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的率领下向敌人扑去，终于夺回了东门。
此后，战局出现了对新四军极为有利的转折：新四军第一纵队经黄桥东北的八字桥插到东面的分界，第二纵队己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己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至此，新四军己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10月5日凌晨3时，黄桥以东之西官庄附近枪声甚密，新四军第二纵队已经抄袭敌后，但未取指挥部得联络。粟裕乃急令第三纵队已出击之两个团迅速猛攻，以打破韩德勤军拂晓攻击。在此处置后，韩德勤军拂晓总攻又告失败。其第八十九军大部集结在黄桥东北大焦庄、小二房庄、罗家庄、何家塘、何家庄、野屋基、胡家堡之线，准备最后猛扑黄桥或固守待援。在上述情况下，粟裕决心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于下午实行总攻。10月5日上午8时，新四军第二纵队已由分界进至刘家堡、西官庄一带，其一部已进至大焦庄与第三纵队前哨部队取得联络。第一纵队则已进至八字桥以南地区与韩德勤军对峙。此时新四军指挥部得到情报，韩德勤军增援部队约八个团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我们本拟于十月五日黄昏总攻。接此消息，陈毅估计韩德勤军增援部队虽没有八个团，但二三个团或有可能，为在其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先解决当面之韩德勤军，决心尽量提前实行总攻。粟裕令第二纵队派兵一部向分界方向阻止敌增援部队，主力迅速向西攻击。但来不及向突击兵团传达命令，便采取了如下办法：令第三纵队首先以小部队向黄桥以东之韩德勤军佯攻，引起韩德勤军回击，造成浓密枪声，以此作为新四军同第一、第二纵队之联络信号。战场上，枪声就是命令，第一纵队闻枪声而迅速南下，第二纵队闻枪声迅速西进。待至5日11时半，粟裕再令第三纵队全部出击。在新四军的全面进攻之下，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全部动摇溃退，在新四军第二、第三纵队东西突击下大部被消灭，一部向东北突围退至野屋基、何家塘之线，与其军部及第一一七师靠拢。新四军第一纵队已进至野屋基以东、以北与韩德勤军激战。至下午5时，韩德勤军军部及第一一七师仍固守野屋基附近各村庄，企图待援或于黄昏后突围。晚上9时，韩德勤军大部主力已被新四军解决，整个战斗可说已初步结束。
因此，粟裕立即下达如下追击命令：“（一）情况（略）（二）各部应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而在于乘胜追击以占领海安。（三）追击任务及路线区分如下：（1）第一纵队由现地（野屋基）经八字桥、古溪，向营溪、孙家庄，经胡家集渡运盐河，由海安以西向海安进击。（2）第二纵队由现地（何家塘）经太平桥、古溪以南芦家桥、小塔头桥、花园桥、祖师庙，由海安以南向海安进击。（3）第三纵队由现地（大焦庄）经分界、搬经、加力、花园桥以东，由柴湾镇以北渡运盐河，经立发桥绕攻海安东北，截断海安顽军向东台之退路。（4）各部自行酌派兵力打扫战场，收容伤兵，应将主力之大部迅速兼程前进，务于十月六日早晨到达海安。（5）我随中央纵队前进。”
1940年10月5日早晨新四军缴获韩德勤军第三十三师电报，得悉其请求韩部从海安派第一一七师之七〇一团，经由分界迅速增援黄桥。粟裕据此电报判断韩德勤军第七〇一团尚在营溪附近，有经分界向黄桥增援之可能。但若该团得知第三十三师已被消灭，亦有退至营溪和海安之可能。因此，粟裕命令追击部队注意在海安外围歼灭第七〇一团，不使其退守海安，以利于新四军进占海安。但5日晚上，新四军部队疲劳，同时退守野屋基之敌未能完全解决，因此未能达成于6日早晨占领海安的任务。10月6日拂晓，各追击部队才从八字桥、野屋基、黄桥附近分路向海安追击，乘势歼灭第八十九军军部，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失足没顶于挖尺沟中，韩德勤眼看败局己定，绝望中率残部向兴化方向逃去。至6日下午始进至营溪附近，而新四军第二纵队则在营溪附近与韩德勤军接触，战斗三四小时尚未解决。这时情况虽不明照，但估计该部必系第七〇一团。因此，粟裕决定以第二纵队全力解决营溪之敌，而以第一纵队迅速出动，其先头部队经孙家庄由胡家集渡运盐河，务于1940年10月7日早晨确实占领海安。第三纵队则仍照原定路线追击前进。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仓集镇的人文介绍
李守维
李守维（1903—1940），字新甫，宿迁市洋河新区仓集镇李楼村大庄组人。村中还有其亲侄子。李楼出来的最大的官，家谱首页有其巨幅照片，所以他是李楼李氏骄傲。幼时，家庭并不宽裕，从小颇有大志，读了几年私塾后，经亲戚介绍并资助考取南京工业专科学校职工科。1924年夏毕业后到上海法租界大隆机器厂当车工，结识同乡中共党员陈玉梅，受其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工会组织。不久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继而加入，曾参加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其父务农为业，李守维有同胞兄弟五人，他居长，其二弟李守宽，曾在江苏省军警干训班毕业，以后又由江苏省保安处保送到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先后任过江苏省保安部队排连长、副官、大队长等职。其三弟李守俊抗日战争初期由镇江中学转学到湖北汉口某中学，后又转到四川中山中学读书，毕业后，传闻他在成都考上华西大学，解放后随到台湾，据后人介绍，曾任职台湾某县，晚年举家到美国定居。
1927年5月，李守维随北伐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顾祝同，参谋长韩德勤）北伐，任营长。1931年，任陆军第五十二师补充团副团长（师长韩德勤），7月，参加对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在方石岭全军覆灭。后跟随韩德勤又参与豫南“剿共”战役。1932年，李守维任江苏省保安第一团上校团长。1933年升任少将副处长。1934年又成为军统外围组织复兴社在江苏的负责人之一。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李守维被委任为江苏省“新生活促进委员会”常务干事。1938年6月，韩德勤任江苏省代理主席兼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任副军长。次年冬，韩德勤免兼军长，李守维升任中将军长兼中央军校驻苏北干训班主任、江苏省复兴社组织部长、江苏省干事长、苏北战地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7月，新四军东进，解放黄桥，组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9月下旬，韩德勤对新四军发起围攻，令李守维率部担任正面主攻。10月5日夜，李守维全军覆灭，率残部逃跑，刚出黄桥东口子就不辨方向。这时，见一白胡子老人，遂向老人问路。老人说：向东北方向有两条路。一条是从芦沟头向北到野屋基，中间要过五里桥；另一条是从八尺沟过河后直接向东北。李守维想，八尺的沟凭我的战马一跃即过，而五里的桥太长，万一遇到新四军设伏不就完了？遂策马向八尺沟而去，哪知八尺沟是地名，其实是叫“挖尺沟”，是因为当初挖沟时挖到一把铜尺得名。沟，其实是宽阔而水流汹涌的姜黄河！李守维哪里知道？一马当先跃入沟中，跟在他后面的残兵败将纷纷拽住马尾、缰绳、、、、、战马哪堪重负？只能随它的主人一道葬身河底！在骑马过黄桥北“八尺沟”时，有族中子弟拉住马，要求带他们一起逃走，马惊力挣，李守维随马落水淹死。
黄桥决战是当时关乎新四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这一仗打胜了，新四军满盘皆活，一方面在苏北站住脚跟，抢到了地盘，另一方面打通了和山东八路军的联系。从抗战统一战线的角度讲，新四军打的是国军（我们称顽军，不是伪军），是心虚理亏的。韩德勤嫡系八十九军长李守维在突围中被一纵一团三营周建平营长带部队抄后路截住，周营长亲自端起机枪向骑白马的为首军官扫射，敌营大乱，该军官连人带马从桥上落入八尺沟中，事后证实此人就是八十九军李守维军长。粟裕和乔信民团长大喜，买了鞭炮，打算开庆功会，给三营请功。报到陈毅那里，陈毅说了一句话“李守维要是不打死，活捉就更好了”。至此以后提及此事统一口径：翁达中将旅长自杀身亡，李守维中将军长落河溺水而死。黄桥一战，新四军歼灭韩德勤嫡系一个军一个旅，共一万一千余人，蒋介石大为恼火，内部强硬派执意要报复，延安得知后恐皖南军部有不测，遂严令叶、项率军部即刻北上，与陈、粟部合为一股。项英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行动迟缓，蒋得知叶、项擅自北上后，深怕新四军做大，于是借口新四军不听军令调遣，有反叛不轨之嫌，下令围而歼之。因此说皖南事变是由黄桥决战而起，黄桥决战之后三个月爆发了皖南事变，是引发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事后延安只好自吞苦果，未借此大做文章发起宣传攻势，周恩来仅在新华日报上写了一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可见底气不足。
开明绅士仓化南字化南（1900-1981），江苏省宿迁市洋河新区仓集镇人。出身地主，解放前家有土地五十余亩。幼年在家乡读书，后务农经商，于仓集街设六陈行，经常往返于大江南北，把花生、金针菜、肥猪等土特产品运销镇江、常州、苏州一带，把南方的布匹、棉纱等工业品转贩于泗阳。由于他苦心经营，勤业守信，故生意兴隆，积资日丰。在仓集周围十里八乡，颇有名气。
解放前，兵荒马乱，战祸迭起，民不聊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于“而立”之年，信奉教，当地人都称他为“大耶稣”。他自己拿出一笔款，在仓集街东首，建起十二间教堂，供周围数百人到这里做礼拜。仓化南心地善良，申张正义，扶困济贫，拥护共产党，支持革命，在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广大群众的爱戴。解放后，先后当选为泗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泗阳县政协委员。为民扶困济贫仓化南乐于从事慈善事业，关心人民疾苦，人们都称他为“善人”。过去他家虽然有五十余亩土地，每年收的租粮却甚微。一些佃户一旦遇上了天灾人祸，不仅租粮斤两不收，还要给他们以救济。早在解放前，他就主动将大部分土地分给佃户所有，因此被称为开明地主。他经商赚来许多钱，一不用来买田置地，二不购买房产，而把钱用在救济穷人上。旧社会十年九灾，大批灾民缺吃少穿，每当遇此情景，他都要捐粮捐款，施以救济。到了春节，他都要到附近群众家看一看，给缺粮断炊的送粮送款上门，尤其对病灾户和老弱者更是关怀备至，加倍救济，仓集老幼无不称赞。年过花甲的村民杨学生回忆说：“他一辈子不知做了多少好事，救活了多少穷人，我这条命就是他救出来的。除了年年给我家送粮送款以外，遇上天灾人祸还给我特别照顾。1944年，我患了疟疾病，无钱医治，拖几个月不好，瘦成皮包骨头，九死一生，求医不治。父亲急得无法，只好去他家求救。当时仓化南一口答应，并随同父亲去找王普成医生。王医生连连摇头，说是无法治。还说：三分治病，七分调养，杨家穷得连饭也吃不上，吃药也无用啊！仓化南一再要求设法医治，一切费用，由他负责。这时，王先生才勉强开了药方，撮几剂药。仓化南把我带到他家，每天亲自给我煎药送药，还给我做可口的饭菜吃。一连几个月，天天如此，我的病治好了，身体也强壮起来了。这时，我要求回家，临走前，他给我做一套衣服，又给我家许多钱粮。春节时，还给我家送来了猪肉，这些事时刻记在我心上，永生难忘。象我家这样得到他好处的还有许多户，如梁柱堂、马德山等户都受过他接济。”解放前，这里灾害频繁，盗贼蜂起，逃荒要饭者有之，卖儿卖女者有之，遇到这样灾年，他总是慷慨解囊，捐粮捐款，施粥以济。家中用专人熬粥给每天川流不息的乞食者每人一大碗，对老弱和儿童更加照顾。有一年春荒，当地市场缺粮，他筹款赴镇江购了两大船粮食救济灾民。1950年是个大灾年，百姓生活困难。仓化南东奔西走，配合政府，尽力救济灾民。当时政府号召组织生产自救，安度春荒。他积极响应，捐献出十包棉纱（当时每包纱价值20多块银元）作资金，由朱正良、薛德顺等人牵头，组织灾民纺纱织布，开始只有几十户，后来发展到一百多户。采取保本吃利的方法，把死钱变成活钱。这不仅使当地灾民稳度灾荒，而且后来办起了纺织合作社，越办越兴旺，本保住了，还盈得了不少利。大家要把棉纱退还给仓化南，可他一分钱也不收。后来，党号召办合作社，他提出把这笔款作为农民入社股金，归集体所有。每当提起这件事。人们都交口称赞。仓化南就这样为群众操心劳碌，千辛万苦，经商务农，把赚来的钱全部用在扶困济贫上，他自己却过着清贫生活：住的是低矮草屋，穿的是粗布衣衫，吃的是粗茶淡饭，一生以此为乐。他生前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活在世上，要为社会多做点事情，留下美名；要尽自己所能，不能虚度一生。”与民风雨同舟仓化南先生一生经历三个朝代，深知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自己想解放他们无能为力，施以救济，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看到共产党一心为人民谋利益，是贫苦人民的救星。因此，他从内心拥护共产党，同情和支持革命。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仓集地区尚未建立起巩固的民主政权，敌来我往，形成拉锯地带，以他在当地的威望，掩护我革命干部，开展对敌斗争。有的同志来到他家，他总是热情接待，精心安排，保证安全。万一有人盘查，他挺身而出，不是说是自己的亲戚，就说是自己的朋友。常和他保持亲密联系的有共产党的干部马任、吕奋志等。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也从不怕担风险。1946年，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泗阳失守，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他多方设法，加以掩护，使许多同志脱离虎口，保存了革命力量。有一次，我军有一位营级干部在战斗中牺牲，他得知后，及时将家中一口大的寿材献给烈士。在“大革命”中，有些老干部被揪斗，他很痛心，有些所谓造反派向仓化南先生调查材料，要他提供被审查人材料，他一概拒绝。并说：我不能无中生有，诬陷好人……仓化南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共事诚心诚意，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一生乐于扶困济贫，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留得美名在人间！
陈秉恭，字净尘，宿迁市洋河新区仓集镇罗庄村人，1888年2月出生于地主家庭。先读四书五经，后进淮阴第三农校，毕业后失业家居。北伐战争时，受大革命潮流的影响，报考无锡社会学院。毕业后任泗阳局社会指导员，兼任县立师范社会课教师。任职期间与中共泗阳县委有较多的接触。1931年，地下党县委负责人谢楠遭敌逮捕，他曾多次到狱中看望并设法营救。局陈升儒以“赤化分子”为名，辞退了他在上的一切职务。他不服，约几位进步青年在洋河东狱庙办夜校，还未开学，东狱庙就被地方恶霸烧毁。后到仓集西叶庄自筹资金办了一个初级小学，教贫苦农民子弟读书。该校直到1938年日军轰炸洋河时才停办。1941年，淮北泗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他参加革命。陈秉恭虽出生于地主家庭，但他生性耿直，崇尚正义，对当时的军阀混战，乡绅恶霸横行乡里极为不满。他的政治观点在动乱的时代就逐渐确立和明朗，他不随波逐流，而是自觉地走上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向劳动人民靠拢的道路。他工作后，一有空就与老农研究种桑养蚕之道，计划改造废黄河滩。他与农民感情较深，常去看患病的佃户，资助药费不计其数，一次曾把家中仅存的一支鹿茸送给垂危病人，使其得救，他还收养两孤儿视同亲生，后来都送他们参加革命。一次他女儿同轨从徐州女师放假回家，随便谈起有些同学家庭困难问题，他在女儿回校时特让她多带些钱资助困难同学。陈秉恭这些“不合世俗”的行为遭到地方一些人的非议，说他搞乱了庄规、家规。对这些攻击，他不屑一顾，报以轻蔑的一笑。1938年以后，泗阳抗日同盟会负责人谢楠等人，经常去皖东北与我党联系工作，开展抗日活动，路过仓集常在他家食宿，和他一起研究革命理论，学习毛主席的《论诗久战》等书。从此，他接受革命真理，自觉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秋，他先送女儿同轨去淮海区工作，又带儿子陈謇（同路）去淮北参加革命，十四岁的小女儿同训被送到淮海军区卫生所工作，人们誉他为“革命父亲”。1942年春，他受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派遣回乡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争取各阶层人士参加反伪化斗争，并动员十几名青年参加工作。1942年6月，运河两岸发生大规模小刀会暴乱，会首在敌顽引诱下，绑架和残害新四军及地方党政干部，气焰十分嚣张，泗阳县陈圩区民主政权受到严重威胁。有些革命意志薄弱者脱离了革命，甚至叛变投敌。而陈秉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力揭露那些出卖灵魂的民族败类的罪行，为巩固抗日民族政权，安定运河两岸的社会秩序，他主动找泗阳县委书记高峰反映情况，自报奋勇到敌人内部了解实情。他依靠群众，不畏艰险，深入虎穴，做部分小刀会会首工作，争取一部分小刀会组织中立，使泗阳县大队顺利通过中立区，击溃王其可顽匪和最反动会首、骨干分子及其武装，形势趋向好转。1942年9月，淮北运河特区建立时，由于形势紧张、环境恶劣、斗争艰苦，年近花甲的陈秉恭冒着风险，终日为建立特区、巩固特区奔走效力。1943年4月，陈秉恭被选为运河特区办事处副主任。同年6月，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三进熊码头敌军据点，做伪军中队长策反工作。他进述了解放区战场的大好形势，阐明了党的宽大政策，争取数十人投诚，为陈圩区的巩固作出了贡献，也为双河、程道口两区的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陈秉恭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与干部群众亲密无间。他是特区唯一的“老头干部”。他卷着裤脚，握着小烟袋，常和群众谈心。时，他和年轻人拉歌子，他唱《流亡三部曲》，唱到激动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使听的人深受感动，激起了人们的抗日热情。1943年冬，家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家里人问他怎么办，他说：“还用问吗？按边区政府法令快减！”他还对家人说：“土地要让给无地的穷人耕种，以后要靠劳动吃饭。”1944年7月，他到淮海地委参加整风学习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运河特区撤销后，出任宿迁县副。1944年9月，新四军第三师十旅攻打林宫渡据点，陈秉恭连夜赶到林宫渡担任后勤工作，他一连多日没有睡好觉，还冒着危险救伤员，亲自抬担架。陈秉恭一心为革命，群众拥护他，党信任他，可敌人视他为眼中钉，重金悬赏捉拿他。他在组织与群众保护下，敌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气急败坏，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以胁。陈秉恭毫不理会，抗日意志更坚定。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他家的损失情况拨专款帮他重建家园，他说，被敌人烧过房子的何止我一家？我决不能要这个特殊的照顾。于是他把钱拿去购买枪支弹药，支持地方武装。1945年8月，日本投降，那时陈秉恭年已57岁了，但他老当益壮，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发动新解放区人民生产自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和平建设，处处身先士卒。他常说：“工作越艰苦，越要一心跟党走，只要有党的，一定会取得胜利的。”1946年春，为防止反动派在河南花园口决堤，让黄河水冲入运河，以水代兵来毁灭解放区。宿迁县委决定陈秉恭带民工抢修运河堤，以保住运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大运河堤复修工程是苏皖边区政府为实现和平民主建国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陈秉恭担任宿迁县运河堤工程督工所主任。每天他都深入工地，往返几十里，堤上堤下细心察看，掌握工程进度，解决具体问题。一次他到闸河区大寺乡工地，民工正在打坝子，合龙门时，他对烧香磕头求龙王的群众耐心说：“打坝子是为了防水患，保丰收，我们要听党的话，不要迷信龙王，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他与民工同甘共苦，一同吃高梁煎饼。有时喝不上开水，就手捧运河水解渴。由于劳累过度，他生病发高烧，嘴唇干燥开裂，说不出话来。然而，为了根治水患，造福人民，他置病体于不顾，仍坚持工作。县里知道后，及时安排医生为他治疗，但已经晚了。1946年5月22日，陈秉恭在宿迁城外一座庙里不幸病故，终年58岁。陈秉恭逝世，干群万分悲痛，《淮海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悼念文章，县委书记高锋在悼念文章中称赞他：“不为政治鬼魅所惑，能于狂涛骇浪迷蒙沉闷的环境中认清光明的方向。”他倾心革命，热情地追随党，其精神真是难得可贵！1946年6月21日中午12时，宿迁干部群众2000余人，在宿城东门外行宫举行追悼会，副马爱亭致悼词。机关、学校、群众团体敬献挽联、花圈。下午5时，举行送灵仪式，人们送至东关河口，含泪泣别陈副灵柩上船远去，遗体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家乡废黄河滩上。会后，苏皖六专署追认陈秉恭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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