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了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当此之时，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猛烈回潮，深刻影响着今后的全球局势。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有所增多。导致舆论上也存在一些掐头去尾的炒作，不惜将部分外贸环节的正常摩擦与贸易战混淆，渲染所谓的“世界围堵”、“关税焦虑症”。
在完成对当前转口贸易和关税壁垒热点新闻的分析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近代以来全球贸易史的基本框架，以史为鉴，客观看待当下中国对外开放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和落实。
一、全球贸易本就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来回博弈
贸易保护主义既包括了如今常见诸报端的关税、进口配额、经营和出口补贴、反倾销立法、对外国企业在本国投资和经营的相关限制，也包括了汇率管制、专利制度、技术封锁、政府优先采购以及国货消费运动。
由此可知贸易保护主义的范围非常宽泛，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为了实现不同的发展目的，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上一定的保护主义，没有绝对纯粹的白莲花。笔者认为就和民族主义这样的概念一样，“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一个中性词，绝非洪水猛兽。要根据其动机、措施、尺度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去做出针对性的评判。
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截至本世纪初期，全球贸易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一）重商主义时期（15世纪-18世纪）
一般将地理大发现及由此掀起的大航海运动，视作是近现代全球贸易的开始。此时，在这些掀起海洋贸易的国家，普遍流行的是“重商主义”原则，认为国家的财富就是黄金、白银的规模，国际贸易则是一场零和游戏，致富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大于进口促使金银流入。为此需要实现出口最大化和进口最小化，力求最大限度地积累国内资源，并将这些资源用于单方面的贸易。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各国贸易政策中保护主义盛行，很多后世壁垒在此刻被各国政府有意识地系统应用，包括鼓励商品生产和出口，大力攫取原料、贵金属和殖民地，限制甚至禁止商品进口与贵金属出口，对特定必需品进口尽可能以货易货。此时对进口商品课征50%以上的关税税率是一种寻常操作。
后文将重点提到的英国，此时的制成品平均关税就常年保持在50%左右，是所有欧洲主要国家中最高的。
必须指出的是，后世那些坚船利炮傍身中嚷嚷“开门，自由贸易”的国家，在那个历史阶段，都是高关税、高补贴、生产指令、特定港口的贸易垄断的推崇者，贸易禁令花样繁多，甚至形成了一系列法条、操作手册和教科书。未来的贸易保护主义，都能从中找到它们前世的容貌。
重商主义还伴随着大航海的帆桨向全球传播，当它已经在欧洲大陆渐渐走入历史时，在大洋另一端的美洲大陆还能听到回响。正如美国最富盛誉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所说：“当我们买海外制造品时，我们得到了商品，而外国人挣了钱。当我们买国内的制造品时，我们既得到商品又挣了钱。”
（二）“自贸”与“保护”的博弈时期（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后期）
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英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生产、商品提供、技术水平、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已首屈一指，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工厂”，至19世纪初期，其工业制品产量已经高居全球的一半。
亚当·斯密在此期间提出了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和繁荣的最佳途径，认为“只要按照一国拥有的特定优势展开贸易，则双方通过这种自愿基础上的贸易，就都能从中获得贸易利益”，为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更好地提升出口与销售的效率，英国从上文所提到的课征关税最高的国家，变成了最为提倡自由贸易的国家，它在19世纪40年代陆续废除了《谷物法》《航海法》。1848年，英国有1146种应纳关税商品，但到1860年已经下降到只有48种。1875年，英国对制造品进口的关税率已经下调为零。
在英国的倡导下，区域自由贸易得到了强化。1860年英法签订了《科布顿条约》，确立了最惠国待遇，两国间关税大幅下降（见下图），并逐渐带动欧洲各国签订类似的开放性商约，推动了自由贸易发展。经济史学家认为，最晚到1860年，荷兰、丹麦、葡萄牙、瑞士、瑞典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已经完全转向自由贸易，而到1877年左右，欧洲大陆的制成品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9-12%[1]。
1821-1913年英法间平均进口关税对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
在这一阶段，自由贸易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些国家出于不同原因，反而加高了保护主义的壁垒。19世纪初期，拿破仑颁布大陆封锁令，试图以经济封锁来打击英国，却因为本国工业难以代替英国满足法国与欧洲的需求，最终归于失败，并加速了帝国灭亡。
此时，在遥远的东方，还处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朝，还在自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殊不知早已大大落后于历史进程。其自觉不自觉地在过去数百年构筑起的顽固壁垒，也在这时候被帝国主义试图攫取市场的大炮轰开。伴随着这样的“自由贸易”，所输入的海量外国工业品，“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2]
这一段历史，对国人又多了一些沉重的思考。我们所保有的体量注定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对于一个赶超的中国，需要思考如何占据世界先进潮流，牢牢把握产业与开放的主动权，守护好我们的市场不再被掠夺分割；对于一个引领的中国，面对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出现的周期性“产能过剩”，如何合理安排内外两个市场的消化，不再重蹈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这都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对自己，也是对当代文明史交出的答卷。
其实何止是中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就是那个年代“开门！自由贸易！”的真实写照。
让我们把视线再收回当年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带，在19世纪中期自由贸易渐行欧洲之时，与远东的老大帝国不同，仍然位居列强的俄罗斯、奥匈帝国仍有一定的力量，继续坚持保护主义。而随着自由贸易的推广，不可避免产生了一系列贸易摩擦和国家利益冲突，保护主义的反作用力也随之加大，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保护主义又有所抬头。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在19世纪末都曾爆发过贸易战。
这一时期保护主义的典型代表分别是美德两国，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作为保护主义理论的两大宗师，在过去的上百年时间不断出现在各国商学院的国贸教科书中。
汉密尔顿和李斯特都认为要保护本国幼弱产业，开放需有选择，关税则成了对未来生产力的投资。1879年，已经被列为 “自由贸易国”的德国，颁布《关税法》，对进口商品区别对待，有重点扶持工业部门，对粮食与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由此，德国的关税税率开始激增，至1900年后才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关税法》颁布以前[4]。
而美国一直是关税较高的国家，南北战争前，关税甚至一度占到了美国联邦税收的90%。颇具黑色幽默的是，反而是南部各州因为奴隶劳动带来的成本优势，更为倾向于自由贸易，而北方工业州从产业保护的角度站队保护主义[5]。
1890年美国还出台了《麦金利关税法》，关税达到顶点。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如是说：“我们在农业上领先于所有国家，我们在矿业上领先于所有国家，我们在制造业上领先所有国家。我们领到的这些奖杯，都经过数十年的保护关税。”
1870-1913年美国制造业平均关税税率（左）和几种主要产品的关税税率（右），美国进口关税税率的下降主要在20世纪以后，且在棉毛钢铁等行业已经发展起来后，产品税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体现了关税政策调节对于经济基本面的滞后性[6]Yeo Joon Yoon：Tariff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role of scale economies，2020-5
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曾如此评价：“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策源地和坚强堡垒。”
颇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历史时期，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两方代表，出口额都得到了快速增长，也形象地说明对待该问题切忌教条，“靴子合不合脚，穿上才知道”。根本还是在于贸易政策本身是否有利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
1841年至一战前英法德美四国出口额对比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
（三）保护主义回潮期（20世纪初到二战后）
促进英法等国推进自由贸易的基础是本国在工业生产和市场开拓上所取得的巨大优势，而这在以美德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之后，受到了巨大挑战。
实力相对较弱的法国，如前文所述，在普法战争后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回潮，19世纪末法国的关税税率一度达到25%，是俄罗斯、美国以外列强中最高的关税水平[7]。
在一战的沉重打击下，英国也从“自由贸易”的立场不断倒退。反观美国的生产力规模、效率和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大幅提升。
1870年，英国的生产率水平仍比美国高出约4%。但到1913年，英国在经济生产率和增长方面都已落后于美国，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78%[8]。1860年英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超过20%，是美国的4倍多。到1928年，美国占比近40%，是英国的4倍多。
1750年至二战前英美德制造业产量在全球的相对份额变化国投证券根据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数据整理
美国的汽车工业是这一阶段美国制造业的缩影。美国在一战爆发前的1913年，汽车产量就已达到48.5万辆。而英法两国的私用车和商用车合计产量，直到1925年——也就是战后8年，也分别仅为16.7万辆和17.7万辆，而此时的美国的汽车产量已达到426.6万辆，相当于同一时期英国的25.5倍、法国的24.1倍。福特流水线创造了工业生产的神话，是那个年代的社会化大生产留给历史的不灭印记。
福特生产的T型车，以“为大众造车”作为口号，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标配。1921年5月产量突破500万辆，至1927年夏天结束生产时，共售出1500多万辆网络图片
当然，历史不只有高歌猛进，流水线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给了理查德·卓别林深深的震撼，《摩登时代》同样成为了那个时代不灭的记忆网络图片
随着优势地位的渐渐流失，英国也开始向贸易保护主义后退。早在一战期间，英国就已经开始陆续针对汽车、手表、化妆品、化工品、燃料、钢铁等加征关税。针对轮胎的关键材料橡胶，英国于1922年通过《史蒂文森法案》，宣布在它的殖民地将控制橡胶产量，对美国橡胶销售实行配额制，试图对美国汽车工业“卡脖子”（这剧情熟悉吗？）。
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英国又在1932年确立了英联邦内部的帝国特惠制，对来自英联邦内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进口商品，给予关税优待；限制从帝国以外的国家输入农产品，以保证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农产品在英国的销售市场；英国工业品输往自治领和殖民地时相应享受优惠待遇；对来自英国以外国家的商品则征收高额关税。
面对保护主义渐起，本来就是“现代保护主义策源地”的美国反应非常迅速。1922年，国会颁布了《福特尼-麦坎伯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通过的最具惩罚性的保护主义关税之一，它将关税的平均税率从28.3%提高到38.2%。
该法案也引发了欧洲各国政府的报复，法国将自美国进口的汽车关税从45%提高到100%，西班牙将美国商品关税提高40%，德国和意大利提高了小麦关税。据美国农业局称，由于关税，农民每年损失超过3亿美元。亨利·福特也对此批评，认为美国汽车工业不需要保护，反而要助力于扩大外部市场[9]。
——行文至此，笔者也想插播一句：之所以想来整理这段历史，目的之一就是让读者朋友们看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现在面临的贸易战，在历史上早有先例。看到这些与如今堪为镜像的关税水平，再想想当时的各国生产力水平与如今中国的对比，对挑战的重视必须有，但焦虑大可不必。
书归正文，总体来看，欧洲各国的关税报复还是局部的、有节制的，并未对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的繁荣造成太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都市灯火“繁花”之外的广阔乡土，毕竟承受到了第一波打击，正向着“漫长的季节”缓缓驶去，自一战中恢复元气的欧洲农民和他们的美国同行正在开展激烈的竞争，因保护主义而受损的利益与市场竞争下滑的价格，伴随着游说集团加大保护力度的七嘴八舌，将随着整个经济周期的逆转，掀起更为滔天的巨浪。
1929年秋天，本该丰收的季节，大萧条来了。
此时，曾在大选中作出一系列提高关税承诺的共和党籍总统赫伯特·胡佛，在外贸领域与那个教科书里坚守“政府守夜人”形象的自由市场信奉者有所不同，他不顾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还有亨利·福特的彻夜劝说、摩根大通CEO拉蒙特的“几乎下跪乞求”，于1930年6月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加征了2万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
于是乎，美国的关税水平急剧蹿升，1932年的应课税率峰值达到了59.1%，仅略低于1828年的历史最高水平（61.7%）。
该项关税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加拿大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自治领对美国开展了贸易报复，一场20世纪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席卷全球。从1929-1932年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提高了近一倍[10]。从1929年到1932年，美国对欧洲的进出口下降了约三分之二，而在立法生效的四年中，全球贸易总体下降了类似的水平。
1929年和1932年国际关税水平（平均税率）孙玉琴，《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2012-1
对于美国来说，保护主义者并未拿到自己所要的“贸易保护”，事实上“过剩的更过剩，紧缺的更紧缺”，社会生活被严重扰乱。急剧削减的贸易份额又开始造成更大规模的失业，又与消费形成了恶性循环，城市中的“胡佛村”成为了美国历史永难磨灭的疤痕，而千万计的农民在沉重打击下甚至没被计入失业率。即使被纳入统计的人口，仅仅在统计局设定的口径上，4年内收入蒸发了36%。
美联储袖手旁观的 “清算主义”政策更是为烈火狠狠浇了一海湾汽油[11]，到 1933年，全美倒闭了1.1万家银行，千百万人的积蓄化为乌有。而且烈火还在从金融领域向着实业蔓延，货币供应量的减少造成通货紧缩，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实际利率的大幅上升，从而扼杀了公司投资或扩张的任何机会。
实业皮之不存，金融毛无可附，无论是钢铁之都的匹兹堡，或是汽车之城的底特律，银行系统和实业生产都同时陷入瘫痪，这些美国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创汇大户们，出口额都向着-100%在深度探底！
这段历史，距今只有不到95年。
当时，有部分政策与学界的人士开始给大众作心理按摩，表示美国的损失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的报复者。这话或许没错，但在损失最为深重的国家，正在深渊中孕育着怪兽的巢穴，不久它们将从地狱之门倾泻而出、肆虐人间，给惊魂未定的人们更大的惊魂，给元气未复的世界更深的丧元！
更何况，历史不该也不会忘记，填满了魔巢金库的财宝，有一大部分来自于美国财团网络图片
多年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包括罗伯特·卢卡斯、保罗·克鲁格曼、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等经济学巨擘们，试图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翻案，包括但不限于：法案提出时大萧条已经发生、外贸占GDP总量较低、负面效应有限、被报复性关税挤出出口的商品能够被国内消化，供需可以抵消……
他们的很多观点，也成为了从班农到特朗普这一连串“红脖保护主义”可充门面的“理论依据”。
对这些观点，有更多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反驳，囿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了，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现实就是：上一段的观点不管测算有多精、分析有多厚、发刊人咖位有多大，仍旧只能停留在“翻案”的范畴。
就在当时，法案的提出者——斯穆特和霍利双双失去了在国会的席位，从此再也没能回来，他们双双死于1941年。
就在现在，美国的参议院官网，还在说着该法案的通过是美国国会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行为”美国参议院官网
美国的“历史”栏目，回顾起那些反对该法案的经济学家，说了一句“they were right”History
《不列颠百科全书》如此记录：《斯穆特-霍利法案》标志了美国的孤立主义Britannica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即将接替赫伯特·胡佛继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在那一时刻，面对满地废墟，如是感慨：“以高关税为代表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化，是造成全世界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能从中获利。”[12]
（四）“自由贸易”大旗下的全球化攻防（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
随着罗斯福入主白宫，美国关税热开始降温。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就是珍珠港事件中大骂日本人的那位），是自由贸易的信徒，他大力推动了美国国会于1934年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
该法扩大了总统裁量权力，降低了关税水平，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以及跨国合作。应税品在进口贸易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免税品的范围有所扩大，到1936年关税税率降至大萧条前的水平，到1950年已经只有13％。
虽然法案仍带有旧时代贸易保护主义的残余，诸如进口配额这样的非关税壁垒也有所强化，但历史评价认为该法案整体上为后世的自由贸易铺平了道路，“使美国真正迈向了国际经济”[13]。
此外，与英国的“帝国特惠制”中对第三国歧视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协定》引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暗含着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这一重大战略考量[14]。外贸再一次成为了地缘变局不动声色的推手。
二战后，如同20世纪初以前的英国，取得全面优势的美国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倡导者，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甚至在一次演讲中标榜自由贸易“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的”。经济全球化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加速，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制得到建立和发展，最终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各区域自贸组织开始出现，各大经济体的关税税率有了急剧下跌。
主要经济体自1990年以来的关税税率变动情况世界银行，转引自Peter Vanham：《一篇文章带你了解全球化简史》，2019-1
但在“自由贸易”的表象下却是暗流涌动，美国对包括欧日在内的竞争者屡屡施加关税、反倾销、反并购、技术限制等手段；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互相施加非关税壁垒；广大南方国家为了发展本国工业，采用进出口替代战略。前者通过给予税收优惠待遇，鼓励外国资本投资，或通过来料加工等方式，提髙工业化的水平，以代替直接进口。后者则以免退税、补贴、金融优惠等方式，逐步实现以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以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最终带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
发展中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采用的这些办法，往往会被发达国家指责为“不公平贸易”，尽管历史上发达国家早在几百年前都采用这些办法。对此，发达国家也会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制。
时任香港工商科技局局长曾俊华曾在2005年如是评论：欧盟每年花费约700亿欧元用于“扭曲贸易的支持”。而美国更是通过各种保护主义手段，对第二第三世界国家不断掀起一定规模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仅以21世纪初201钢铁案为例，美国便对欧盟日本施加了30%的关税，而对方则对部分自美国进口商品征税至100%，同样波及到墨西哥、韩国等转口贸易国家。
至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当代史，我们每个人都是亲历者了。
特朗普上任后发起贸易战，世界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网络图片
230年前，临近离任的乔治·华盛顿曾如实写下自己所期望的美国商贸政策：“政策、人道和利益都要求我们与他国和谐自由交流。甚至我国的商业政策也应保持公平公正；我们既不寻求他国的特权特惠，也不赋予他国特权特惠；一切顺自然之道而行之；以温和方式扩大商业交流并使之多样化，而非强求。”
他还为国家写下了这样的寄语：“一个习惯被仇恨和喜爱所蒙蔽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奴隶。这个国家沦为被爱恨情仇操控的奴隶，对他国的情感会让这个国家偏离本国的利益和使命……还有些情况下，政府会利用民族仇恨，让其服务于自己出于荣誉、野心或其他邪恶动机而准备的战争计划。毁灭掉许多国家的和平与自由。”[15]
如今再看，与其说是历史的先声，更像是一曲迟到200年的挽歌。
不过对于如今的美国，破坏祖先得以光荣的传统，就是它们现在最大的传统。
二、总结经验，无需惧怕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的回潮，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通过对上文历史的回顾，如何看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可以提炼出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理清基本脉络，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也没有绝对意义上不沾染保护主义的国家。
正如市场不是简单与“松绑”画等号，经济全球化也不能简单地去与“自由贸易”画等号。回顾历史，结合本文一开始所列举的贸易保护主义种种手段，结论显而易见：
在过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段不含上述手段的自由贸易历史，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摒弃上述手段的自由贸易国家。各国都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策动机和发展条件中，动态选取自己的贸易措施和对外开放政策。一般来说，越是处于前期发达地位、越是在生产和外销环节保有存量优势、越是有能力开拓海外市场的国家，越会倾向于自由贸易。而且对于这样的国家，发生贸易纠纷反而是国家上升期的正常现象。
当然，这种倾向也并非一成不变。政策制定有其惯性，也会形成相应的利益集团，美国在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三四十年后，依然充斥着保护主义，就是明证。此外，即使如美国、德国这样的国家，已经跻身世界头部列强时，为了特定的“赶超登顶”目标，一样也会倾向于保护主义。
更有甚者，就是传统霸主对竞争者的不择手段。历史经验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有赶超之势的后发国家，哪怕是不动摇核心利益的细分领域优势，也会时不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去敲打。依然还是以美国为例，上文提到它们都把自由贸易无限拔高到道德的高度，但一旦遭遇赶超，不管是面对甘当小弟的日韩、人多势众的欧盟，还是同文同种的英国加拿大，可以随时以“国家利益”为由构筑壁垒、枪林弹雨，从高新科技到基础大宗的贸易战，其实从未停歇。
总之，并非像某些观点所兜售的那样，是自由贸易决定了发展，反而是发展起来才有条件去开展和倡导自由贸易。我们应当将被某些教条所颠倒的历史摆正回来。
（二）树立评判标准，需要兼顾本国发展和世界进步潮流的高度，来看待“自贸”与“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以科学应对今后对外开放所产生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在历史和现实的操作中，很难找到纯粹的“自由贸易”，但这并不代表笔者认同逆全球化，尤其是当下某些国家所掀起的保护主义逆流。
笔者始终认为，在理论层面上，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在整体上是有利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的，这不仅是斯密基于要素流动所认可的实现全球财富与繁荣的最佳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社会化大生产、各要素充分涌流、资源广泛配置的应有之义，并且在市场将各国联结成为一个日益密切的交易综合体的情况下，也能增进各方的交流合作与互信理解，从而创造更为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具有着极强的正外部性。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多方原因，确实会存在保护主义的倾向。对此，我们在承认现象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要引入相应的评判机制，来甄别其合理性。
与其他国际公共问题一样，一方面，是要站在相关国家生产力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来评判这些行为是否有利于促进该国发展。另一方面，则要站在世界进步的潮流，结合当下的历史时点、存量优势国家的作为、相关国家保护主义的长远影响，来评判这些行为本身的外部性程度。从而综合评判相关保护主义的合理成分，为后续应对提供依据。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贸易保护作为发展本国产业的一种具体措施，是生产关系的组成环节。如果只是单纯采取贸易保护，而忽略对生产关系内部更为深层次地调整，单纯地将国家外贸的衰退、产业的流失、就业的低迷简单归咎于贸易政策，那这种观点不仅是谬误的，更是反动的，其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与伤害不仅会危机本国经济，还会影响全世界发展，受此影响的国家和市场，是有权利去进行谴责和反制的。
（三）深入经济系统，具备全局和前瞻思维，来认知不同贸易政策和执行措施所会产生的长尾效应与全局影响。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推知，在外贸政策上，同样没有能够定于一尊、放诸于四时四海皆准的政策，需要在兼顾人民、国家和国际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
社会经济运行是一个复杂系统的集成，“贸易保护”的程序输入将会造成一系列复杂演变，会在一定的历史周期陆续实现。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我们已经看到了，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具体手段，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制约下，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本国可持续的生产力发展、产业回流和就业提升。
更有甚者，还有可能会带来生活成本的上升、生产效率的低迷、就业与消费的滑落、产融两方面的危机，最终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而且相关风险还可能外溢，贻害全球，正如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研究显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是造成近阶段全球通胀的总根源[16]。
特朗普拿着他的“关税大棒”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在指控中国时，屡屡会提及“中国制造影响美国就业”的谬论。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曾作了对此观点有利的专文，认为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在1999年后加速增长，是美国同期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力量，净失业人数为200万至240万。然而，即使这样，测算出的中国的贸易冲击占21世纪制造业失业权重也仅为10%（若考虑间接影响则约占20%）[17]。
正如哈佛商学院拉斐尔·迪·泰拉教授所概括的：在美国混乱的劳动力市场中，国际贸易和离岸外包所占份额较小。技术变革、自动化以及国内需求的转变是造成周期性劳动力市场波动和制造业长期失业（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18]。
这不仅可以作为对上述谬论的有力驳斥，也由此可以窥见经济系统的复杂程度。单纯施以粗暴的贸易保护主义，如特朗普之流所吹嘘的“关税加得上、企业回得来、美国发大财”是根本不现实的，是会被历史狠狠打脸的。
（四）坚定道路自信，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与最大工业国的脱钩是任何国家不可承受的代价，最终都将归于失败，不必对短期迂回而过度焦虑。
笔者在过往文章里反复强调过，作为一个完整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在保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庞大多元的消费市场、蓬勃创新的科技创新和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时，所能具有的优势。在这样的体系保障下，谁封锁了中国，谁就封锁了世界（前文已经指出，加征部分领域的关税与“封锁”无关）。
本文依据历史的经验进一步梳理了相关内容。美国崛起时确实是采取了保护主义，但更多的是保护幼弱工业的发展，美国的产业和科技进步并没有与世界脱钩，蒸汽船、机车、电灯电话、飞机、汽车流水线都是在与世界潮流紧密结合时所出现的发明，甚至有些本身就是对舶来品的再创造。
反之，在不触及生产关系真正变革时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无论是强悍如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还是细密如英国的帝国特惠法，伴随着他们盛极一时的帝国，最后都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乃至经济运行与进步潮流的脱节中崩毁。有些政策甚至根本没产生它理论上的正向作用，反而刺激了经济运行中的深刻矛盾，加速了腐朽自身的瓦解。
这也是我们在应对预计还将升级的贸易战时，对前途应有的道路自信。
（五）树立正确态度，正确认识和处理整体和局部、短期和长远的关系，善于化危为机，保持自身破局的动能和积极性。
在经济调整期，内生动力有所熄火时又遭遇外部强有力的竞争者，乃至保护主义逆流，通过历史梳理就能发现，这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本就是家常便饭。中国在高速发展四十多年后遭遇类似问题，其实非常正常，属于内外周期叠加中的拼合，需要正确看待短期、局部的困难与整体、长远的光明。
从外向型经济角度看，但凡一个超大经济体在掌握生产、配套、定价、技术等一系列优势，且优势仍在扩大时，在扩张全球市场的过程中遭遇贸易摩擦，本就是寻常现象。某种程度上，越是摩擦，反而越说明外贸还在扩大、对外开放还在加深。
反观西方国家，在对历史的比较分析中我们也能发现强弩之末的端倪，正如上一章第四阶段所提到的那样，西方国家在自己能够控场的上行期，是偏好使用非关税壁垒的，可如今这些手段见诸使用的越来越少，工具箱中连技术封锁与收并购限制也日趋无力，只能不断扩大关税的广度和高度，尤其是在有着充足历史教训的前提下，还在继续提高关税壁垒，颇有老鲧治河的风范。外贸工具箱的坍缩与对外开放的收紧，又何尝不是一种黔驴技穷后的无奈呢？
更何况正如前文所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一种“我生病、你吃药”的治理失能责任推卸，面对本国的生产下行、配套流失、阶层垄断束手无策乃至视而不见，只能以提高关税和产业回流来煽动广大红脖的眼前热血，对于2016年以来制造业回流的效果怎么样、对于“娜拉回家后怎么办”，统统只当空气不存在，“不看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而对于这些措施对未来可能造成的隐患，正如特朗普当年讨论债务问题时的态度一样：“反正四年后我不是美国总统了”。
当年被特朗普吹嘘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工厂，如今却真的只留了个球，这就是“制造业回流”的现实缩影。仅针对熟练建筑工人的匮乏，麦肯锡已经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应对这一问题，就会面临非常现实的风险。”就在本文撰写的时刻，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商品出口的市场份额仍然没有起色，甚至还在不断下降。
当年被特朗普吹嘘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工厂，如今却真的只留了个球，这就是“制造业回流”的现实缩影。仅针对熟练建筑工人的匮乏，麦肯锡已经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应对这一问题，就会面临非常现实的风险。”就在本文撰写的时刻，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商品出口的市场份额仍然没有起色，甚至还在不断下降网络图片
一边是西方国家内缩的愈演愈烈，一边则是中国还在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提升，其中已是高下立判。仅对外开放这一项，围绕外资引进、技术提升、产业模式推广、合作伙伴的搭建、内外双循环的打通，其中便有无数的业务机会，甚至连笔者一些做大宗业务的朋友，在房地产市场下行时还半带运气、半是执着的找到了新的货源或市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恰恰没有割裂“宏大叙事”与“现实体感”，始终在困难中保持对新事物的寻找和洞察。
机会总给有准备的人，“双循环”是个正在建设的大花园，柳暗花明、灯火阑珊处，还待有心人。
（六）提升格局站位，能够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愿景，实现中国特色外向型经济的螺旋式上升，丰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
“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是格局之高，能够对具体问题高举高打。通过对过去五个世纪人类外贸史的梳理，更有利于我们认清相关概念的来龙去脉、历史经验的得失成败以及市场演进的优胜劣汰。在未来对外开放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提升我们的格局站位。
首先，正确识别和研判不同国家在不同场景下的“保护主义”内涵与诉求，合理应对，积极扩大对外开放。
正如本文和前文所反复宣导的那样，“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并非洪水猛兽，特别是一些南方兄弟国家的保护主义，是充满着对保护自身民族工业的无奈，他们也有合理的发展权，而且在上一轮全球化中得不到重视。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19]对此我们是有能力、也有义务开展更高水平的全球化，一方面严厉反制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
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国家保护自身民族工业与民生福利的合理诉求，也需要尽可能留出冗余，扩大外向型经济的范围，从外贸层次、产业投资、配套建设等方面提供差异化赋能，并在此基础上围绕产业链搭建、产销标准制定、货币结算、业务管理线条等提升合作层次，扩大全球化中国方案的统一战线。
其次，基于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与资源禀赋，持续构建内外双循环，并继续助力产业升级、技术革命，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所指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正如过往对贸易战的经验那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越是试图脱钩，我们越是欢迎在符合我们法律法规条件下的这些国家的企业与我们开展投资合作，以更宽广的开放来应对更狭隘的收缩；并在此过程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加快和丰富我们的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强化自身实力，并在此过程中以开放带动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挖掘市场红利、拓宽就业方向、提升社会福利，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七）将形而下的操作实践与形而上的价值提炼相结合，把握全球化的基本规律与发展轨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切实案例与理论升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对外工作的要求和愿景。
在上文的系列梳理中，围绕着自身的改革与发展、中外的合作与交流、中国模式的丰富与完善、全球化内涵的充注与继起，都有大量现实的工作可以开展，并在开展中与某些国家保护主义、关门主义、利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更强有力地展现中国方案和可行性与感召力。
通过经济发展与地缘开拓相结合，在持续推动跨区域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口、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合作中的充分涌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注新的内涵与价值，让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注释：
[1]Ronald Findlay & Kevin H. O'Rourke：Commodity Market Integration, 1500-2000，2003-1。
[2]卡尔·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5.
[3]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1
[4]到1913年，德国的制造业平均关税从1875年的4-6%攀升至1913年的13%，整体由8%上升至17%。
[5]The Economist: A historian on the myths of American trade，https://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17/11/23/a-historian-on-the-myths-of-american-trade，2017-11。
[6]Yeo Joon Yoon：Tariff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role of scale economies，2020-5。
[7]邬展霞：全球关税简史：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反复博弈，https://www.huxiu.com/article/565994.html。
[8]李晓华：美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经验研究，http://gjs.cssn.cn/kydt/kydt_kycg/201708/t20170825_3621068.shtml。
[9] Kaplan, Edward S. American Trade Policy, 1923–1995 , 1996。
[10]孙玉琴，《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2012-1。
[11]何毅：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的严重错误与启示，https://www.sohu.com/a/292361513_118622。
[12]张小青：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历史角度进行的分析，http://ias.cssn.cn/cbw/mgyjjj/1988/dyq_119083/201506/t20150616_2688314.shtml。
[13] 徐泉：美国外贸政策决策机制的变革-美国《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述评，2008-2
[14]张振江：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2006。
[15]George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https://billofrightsinstitute.org/primary-sources/washingtons-farewell-address。
[16]贸易保护主义是本轮全球通胀的总根源，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206/t20220614_1327242.html。
[17]Daron Acemoglu，David Autor，David Dorn，Gordon H. Hanson，Brendan Price：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2015-12。
[18]世界经济论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19/08/mao-yi-bao-hu-zhu-yi-tai-tou-de-yuan-yin/。
[19]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18/c64094-29032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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