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加拿大info.51 2023年12月24日 来源：南亚研究通讯
本文是对印度(专题)泰米尔纳德邦制造苹果手机的富士康工厂的新闻纪实报道。文章生动描绘了印度富士康工厂内中国赴印工程师、印度工人的生活、工作状况。除了增添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制造业从业人员生存状况的人类学材料外，文中有几方面信息值得关注“印度承接中国制造业”的观察者注意。第一，所谓“承接制造业”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满足制造业要求的效率方面，印度与东亚国家在配套企业、基础设施、政府效能、监管环境、市场对接、工作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在印度制造业发展条件最好的泰米尔纳德邦都如此，遑论印度其他邦。因此，在印度培育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第二，就本文所在泰米尔纳德邦，其当地无疑对发展制造业有很大决心。而且就实际效果来看，富士康在该地的工厂确实取得了显著进展。第三，本文从生产一线视角证明，印度如果真想“承接中国制造业”，那么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想让生产线顺利高效运作，中国工程师和工人亲临一线传达细节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要构建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在中间品进口、市场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读者批评参考。
当中国工程师李海（音译）离开寒风凛冽的中国北方，飞抵印度南部潮湿炎热的泰米尔纳德邦时，他对自己的未来非常迷茫。
那是2023年初。出发前几个月，李海所在的富士康苹果工厂的一位经理召集志愿者去印度执行一项临时任务。李海没有考虑太久。他从未出过远门，但他渴望出远门。李海对科技媒体《世界其他地区》说：“我只是想出去看看”。他使用的是化名，因为他没有得到接受媒体采访的授权。
李海言语温和、待人诚恳、不苟言笑。他在中国一个以钢铁工业闻名的农村地区长大，从未出过远门。但是，他用好奇心弥补了对更广阔外部世界的了解匮乏。
出差前，富士康组织了一次简短的文化敏感性培训。在培训期间，李海被告知不能提及宗教或政治，在与印度新同事交谈时要记得说“请”。他说：“中国人说话可能比较直率。但当我们与印度人交谈时，我们应该更加礼貌一些。”
李海最担心的是饮食问题。出发前夕，他在行李箱里装满了腹泻药、自制中式火锅汤底和筷子——因为他听说印度人用手抓着吃饭。
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李海带着他的第一本护照，第一次搭乘了出国旅行的航班。这次飞行充满了惊喜：飞机颠簸、中途停留的新加坡机场里形形色色的人群、用英语对他讲话的机舱乘务员。
他的最终目的地是金奈郊区的工业中心桑谷村（Sunguvarchatram）。这个小镇目前正处在全球电子制造业转移的中心。
与许多竞争对手一样，多年来苹果公司一直依赖中国工厂组装产品。但政治和经济因素迫使该公司（以及更大范围的科技行业）重新评估对华依赖，转而在整个亚洲寻找替代性合作伙伴。
富士康（又称鸿海精密工业）一直在对其位于桑谷村的苹果手机工厂进行巨额投资。但据熟知内情的人士透露，由于该工厂的材料损耗和次品率较高，富士康在印度复制其闻名遐迩的高效运作模式较为艰难。因此，富士康在桑谷村生产的苹果手机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对此，富士康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2023年年初，为提高产量，以及为苹果公司即将推出的旗舰产品苹果15做好生产准备，富士康向桑谷村派出了更多中国工人，像李海这样的工程师则负责推动印度工厂的生产速度比肩中国。
李海及其数百名中国同事使用语言APP、半吊子的课堂英语和手势肢体语言，将“富士康模式”翻译介绍给大多不熟悉21世纪电子制造强度和复杂性的印度员工。
这将是一个严峻挑战。2023年8月下旬，《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访问了桑谷村，富士康及其他苹果供应商正在那里火力全开，为苹果15上市全力以赴地做准备。我们采访了二十多位装配线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经理，他们都要求匿名或使用化名，以免被雇主认出。
他们详细介绍了过去一年多以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工厂之一所取得的成功、所经历的斗争和文化冲突。在中国，富士康要求员工每天长时间高效工作、尽量减少延误和失误，而这一切在印度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但也很难进行复制。这种压力显然对该公司的当地员工造成了影响。
最终目标是成功生产苹果15，这将是印度制造业实力崭露头角的一个显著标志。
研究中印制造业劳动力的希夫·纳达尔大学研究员克里斯南（Anand P. Krishnan）告诉《世界其他地区》：“政府传递的信息是，印度已经崛起，并正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在印度制造整装的苹果15，不仅将被视为苹果公司产业转移的重要时刻，也将是是印度的重要时刻”。
一
每隔八个小时，桑谷村的街道上就会出现一辆辆印有跨国科技巨头（三星、雅马哈或富士康）名称的大巴车。疲惫不堪的工人们在工厂和宿舍（在印度被称为招待所）之间来回穿梭。其他人则跳上摩托车或爬上三轮人力车。
桑谷村位处印南部两大城市——金奈和班加罗尔之间的新兴工业走廊上。外国汽车制造商率先在此地开设工厂。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台湾(专题)科技制造商也在这里建立了业务，其中包括富士康及其竞争对手纬创，后者2017年成为第一家在印度生产苹果手机的公司，当时负责制造低端苹果SE系列。
该地区仍在从农业城镇向全球制造业中心转型的过程中。荒芜的田野、高科技工厂园区以及为容纳数千名流水线工人而修建的崭新宿舍交相辉映。
对于印总理莫迪来说，桑谷村的发展可谓“梦想成真”。2014年，莫迪在德里发表了他的首次独立日演讲，并公布了后来成为他标志性功绩的“印度制造”倡议。莫迪说：“我想在红堡城墙上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呼吁，来吧，在印度制造！来吧，在印度生产！”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本国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产业蓬勃发展。但1991年，印度降低了进口税，外国竞争者大量涌入并主导了当地市场。印度本土品牌纷纷倒闭，印度的科技制造业也随之崩溃。这也成为印度在过去30年里一直难以为快速增长的年轻人口创造充分就业机会的原因之一。
印政府称，自宣布“印度制造”计划以来，该国每年的外商投资已翻了一番，但批评人士认为，该计划充其量只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2003年至2018年，制造业的发展速度略微超过了印度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尽管有了“印度制造”，但制造业发展还是落后。在过去一年中，制造业产出仅增长了1.3%。不过，科技制造业再次成为了一个亮点。自去年以来，富士康、三星和赛尔康等公司都相继宣布在印新建或扩建设施。
对印投资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持续的中美贸易战。中国工人也不再是某些制造业最廉价的选择：中国的劳动力数量正在萎缩，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他们对工厂体力工作不再如以前那样感兴趣。
2022年年底，位于中国郑州的全球最大苹果富士康工厂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凸显了苹果公司促进生产链多样化的重要性。据估计，郑州工厂的延误导致苹果公司每周损失了10亿美元。
此后，苹果公司加快了在印度的扩张计划。富士康正在推动其在印员工人数增加一倍。公司董事长刘扬伟在过去18个月中与莫迪三次会面，讨论在印扩张工厂。由中国台湾政府资助的贸易促进组织——台北世界贸易中心金奈分部主任施儒尔斯 （Jules Shih）告诉《世界其他地区》，苹果供应链上的许多其他公司也正在物色在印建厂选址。
中国制造业的一些优势是印度难以比拟的。中国政府为富士康提供了许多帮助，中国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帮助富士康建立工厂，为能源和运输提供诸多补贴，并在劳动力短缺时帮助招聘员工和提供大巴。
在印度，苹果公司供应商必须与当地政策制定者、土地所有者和劳工团体频繁周旋打交道。印度缺乏类似于中国的庞大材料和设备制造商网络，这些制造商通过削减自己的利润来争夺苹果的订单。一位最近从中国调往印度的苹果供应商高级经理告诉《世界其他地区》：“苹果已经在中国被宠坏了。在印度，除了劳动力便宜，其他的一切都很昂贵。”
二
富士康从2019年开始在桑谷村制造苹果手机，从制造苹果XR系列手机开始。当时，该机型已经投产一年有余。2023年初，当李海来到桑谷村时，富士康工厂正在生产苹果14s，该机型在印度上市两个月之后就开始在印生产。今年，富士康的目标是苹果15一经发售，在印生产的该机型就能立即发货。
苹果工厂所在的庞大园区占地60公顷，富士康还在这里为其他品牌生产手机。约35000名员工在六座三层楼高的白色厂房里工作。李海仿佛又回到了他在中国国内熟悉的工厂：同样先进的设备，同样一排又一排工人每天重复数千次工作的工作台，同样的成品。但有一点明显不同。在这里，装配线上的工人几乎清一色全是年轻女性。
20世纪80年代，当电子制造业在中国兴起时，刚开始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占据工厂劳动力的大多数。她们并没有太多其他选择。研究富士康劳工问题的香港(专题)理工大学社会学家珍妮·陈（Jenny Chan）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富士康等公司更愿意雇用女性，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更听话”。
在过去30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中国国内大部分苹果工厂工人都是男性；女性则转而从事不那么辛苦的服务业。但在印度，富士康及其他电子产品制造商再次从女性劳动力中招兵买马，女性劳工开始为更好的工作而背井离乡。
在印度雇用年轻女工有其自身要求，其中包括让疼爱女儿的父母放心他们女儿的安全。公司为工人提供免费食宿和巴士，确保通勤安全。在休息日，住在富士康宿舍的女工晚上六点有宵禁；在别处过夜需要提前得到许可。一位前富士康人力资源经理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如果她们在特定时间外出而没有按时归寝，她们的父母就会收到通知。这就是富士康赢得女工父母信任的方式”。
富士康还不得不为雇用已婚妇女寻找变通办法。据报道，富士康通常要求工人进出工厂时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以防提前泄露即将推出的产品。但在印度，已婚妇女会佩戴金属吊坠（mangalsutra）和金属脚趾环（metti），这些工人要接受人工检查，并将她们的首饰记录在笔记本上。
帕德米妮在金奈以南九小时车程的古城蒂鲁内尔维利（Tirunelveli）附近的农村长大，她有五个兄弟姐妹。26岁的帕德米妮拥有护理学位，但作为一名家庭护士，她感到“被困在”全天候待命的状态中。
2021年，帕德米妮在富士康装配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开始，她因为防护服、机器以及墙上“请与我们合作”的不祥标语而感到不知所措。她一生都生活在无法躲避的热带高温中，她努力适应着对她来说像冰冷空调一样的环境。“我甚至不知道镊子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些物件的名字，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们。”
帕德米妮现在与其他八名妇女合住在桑谷村一套简陋的一居室公寓里，其中五人睡大厅，四人睡卧室。她们每人支付1250卢比（15美元）的房租。帕德米妮说：“这有点困难。我很少见到室友，她们每周轮换不同班次——从上午6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或晚上10点到上午6点，只有周日休息。
每个工作日，帕德米妮都要乘坐富士康的班车前往工厂，经过金属探测器，穿上防静电长袍，然后在装配线上每小时至少缝合495个音量控制零件。
三
刚到印度时，李海和他的同龄人与印度新同事的交流十分吃力。他们上高中、大学时曾学习过英语，但后来很少有机会使用英语。即使是说简单的短语，如“谢谢”，也很难让当地人理解发音。李海利用上下班通勤和吃饭休息的时间学习英文词汇，他还随身携带笔记本和笔，这样每当印度同事使用他不认识的英文单词时，他就可以要求他们写下他们刚才说的话。
在与设备打交道时，因为设备通常产自中国，所以语言障碍最为明显。一位印度高级经理说：“所有机器都使用中文标识，标准操作程序、作业指导书、指令……一切都只有中文。软件也是如此，甚至连‘紧急按钮’也是用中文写的”。
中国工程师告诉《世界其他地区》，他们借助翻译APP或更原始的方法培训印度同事操作和维修机器。一位中国工程师说：“肢体语言是通用的”。
金奈的一位翻译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并曾经服务过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许多在该地区运营的中国公司，他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员工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耐心也在下降。
他讲述了富士康的一名中国工人如何因为一名印度初级技术人员屡次无法自行解决技术故障而感到沮丧。这名中国工人自己修好了故障，然后走开了。翻译回忆，印度工人怯生生地说：“他没有教我呀”。中国工人回答说：“我应该教多少次他才能学会？”
翻译说，印度工人起初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中国同事会因为30分钟的机器故障而心烦意乱。但随着时间推移，印度中层管理人员逐渐也对工作延误变得更加敏感。
有一次，部分苹果组装线因设备故障而停工，由此引发的恐慌给翻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一名技术人员匆忙赶去解决问题时，一位印度经理站在他身旁，不停地用泰米尔语问道：“解决了吗？解决了吗？”翻译回忆说，这名负责维修的技术人员的手在压力下止不住颤抖。
四
今年，苹果公司首次计划在中国和印度同时生产新款苹果手机，具有挑战性的试产阶段从四月开始。富士康派遣了更多的中国员工飞往桑谷村，介绍引进的新机械，并处理生产中的任何故障。
同月，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向富士康等制造商发出强烈欢迎信号：批准了新法规，将工作时长从每日八小时增加至十二小时。这意味着富士康等电子工厂可以减少轮班数，从三班制减至与中国相同的两班制，以保持生产线的持续运转。
如今在印度，轮班时间一直是争议焦点，大型国际制造企业与当地工人及利益团体之间的争斗由此展开。2023年2月，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在苹果、富士康等公司的游说下，卡纳塔克邦也放宽了劳动法，允许12小时轮班工作。富士康计划在卡邦建立两个新工厂。
作为回应，全印度联合贸易工会中心和其他活动组织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期间示威者焚烧了上述拟议法案的副本。尽管卡邦议会最终通过了该法案，但据了解，目前在卡邦尚未有大型公司已经真正落实了12小时工作制。
随后，泰米尔纳德邦的政策变更也遭到了反对党和工人权益团体的强烈反对。与执政党结盟的政党称该法案“反劳工”，并在投票表决期间退席抗议。法案通过后，该邦工会宣布了一系列行动，包括举行摩托车示威、非暴力反抗运动以及在执政党当地总部前抗议等。邦政府最终在四天内搁置了这项新规定。
据《世界其他地区》报道，印度工人认为：每天在高强度压力下连续工作8小时已经很难忍受。“如果是12小时工作制，我还不如死了的好，”流水线工人帕德米尼说：“我得活着才能继续工作。”
对于外籍工人而言，印度工厂上较慢的工作节奏也是一种文化冲击。金奈另一家苹果手机供应商的中国台湾经理向《世界其他地区》表示，印度8小时轮班制和行业标准的茶歇时间拖慢了生产进度。这位经理感叹道：“你还没坐稳呢，下一轮休息时间就来了。”
在中国，富士康依靠松懈执行劳动法——劳动法规定每天工作时长不得超过8小时，并限制加班——以及丰厚的奖金，让员工在生产高峰期每天工作11小时。桑谷村工厂的两名外籍员工告诉《世界其他地方》，富士康也利用奖金和促销机会鼓励印度的工程师和经理。
但五名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员工表示，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印度同事拒绝加班。一些人将其归咎于责任感不强；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印度人低物质欲望的体现。“他们很容易满足，”一名来自郑州的工程师说。“他们承受不了一点额外的压力。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施压，那我们就无法在短时间内把生产转移到这里。”
三名现任及前任富士康员工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外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对表现不佳的印度工人使用了他们在本国使用的同样粗鲁语言。在一些员工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后，这种情况减少了。但外籍员工仍对当地工人的表现感到不满。“他们知道怎么做，但动作很慢，”一名员工说。“他们甚至走路都慢。”
一名外籍经理抱怨说，印度工人经常请假——比如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或者因为他们认为不充分的理由，例如“血月”月食，这被认为对女性特别不吉利。他和另一名外籍经理表示，印度工人也经常迟到会议。
与此同时，外籍员工享受印度的工作文化，包括茶歇、与同事聊天和按时下班。尽管外籍员工有责任帮助公司传播努力超额完成目标，牺牲休假日的工作文化。
几位外籍员工表示，中国的职场太“内卷”了。这个在中国日益流行的词语描述了中国社会中无休止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竞争。一名工程师开玩笑说：“我们似乎正在一点一点把内卷带到印度。”
五
五月份，李海说他已经克服了大部分语言障碍，并对自己的进步感到惊讶。“令人惊讶的是，我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不仅能谈论iPhone的细节，还能同他人闲聊。组装线上的一名女工对李的“白皮肤”表示羡慕。其他人好奇他为何单身。“房子、车子和钱，”他回答说，解释了在国内一个合格新郎的要求。“中国女孩，很糟糕，”他记得一名女工回答道。“这里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钱。只有爱情。”
大多数中国工程师与当地社区分开居住。富士康在一个名Hiranandani Parks的高档公寓小区为他们租了房子。它的27层高楼与周围的乡村形成鲜明对比。公寓装饰简陋。一些工人在自己的床上悬挂了蚊帐——几名中国工人在印度感染了登革热。
傍晚时分，中国工程师们常去几家东亚餐厅，或是他们的小区内慢跑，或是国内的孩子、父母和伴侣打电话。周日，富士康会派出一辆班车将他们带到金奈的三个购物中心之一。
李海从未适应印度食物。他尝试了几种当地菜肴，但很快就放弃了。“每次我经过印度食堂去办公室的路上，我都受不了那味道，”他说。“他们的食物都是黄色的，糊状的。”在每周的市区行程中，李一般只吃肯德基和麦当劳。
富士康设有一家中式食堂，由专门培训的印度厨师制作猪肉炖菜或番茄炒蛋等中餐。中方工人每周从他们的外籍津贴中扣除60美元，用作一日三餐的餐费。周日，工程师们会用附近韩国超市的食材，或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食材，自己烹制丰盛的宴席。
尽管班次期间偶尔发生争执，但中印同事在工作之外还是会交往。李说，印度员工有时会参加Hiranandani Parks的节日庆祝活动，如中国新年，或加入周日的宴会。中国工程师们会利用这些机会通过视频电话让他们的孩子与印度同事练习英语。
两个群体都学会了对方语言的一些短语。有时印度同事会用中文常见的问候语迎接李：“吃了吗？”李海会用泰米尔语回答：“我吃过了。”
六
从六月开始，iPhone15的试生产为九月份的发布做准备而加速。工厂内弥漫着一种紧迫感。过去一下班就离开的工人现在晚上很晚才离开办公室，部分原因是为了与美国苹果员工保持联系。对印度工人而言，这是一个艰难的调整。“他们起初可能会感到不适，但他们需要逐渐习惯，”一名外籍员工对《世界其他地区》表示。“公司正在这里逐步建立中国式的勤奋工作模式。”
工人们表示，在生产线上，富士康的目标难以达到。21岁的Jaishree于2022年加入苹果生产线，当时她是数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印度失业率高的情况下，富士康的生产线上有很多拥有高等学位的女性，包括MBA。）Jaishree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在工作的第一周，她害怕使用螺丝刀固定苹果手机的微小螺丝，并且难以达到要求的速度。“一开始，在我的八小时轮班中，我大约做了300个螺丝。现在，我能做750个，”她说。“我们必须按时完成，否则就会遭到责骂。”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就连上厕所也需要策略安排。“我只在休息时间去，”Jaishree说。“如果我们去上厕所，工作就会堆积起来。”另一名工人Rajalakshmi表示，她的目标是每小时检查526块主板。这位23岁的女孩尽量不在休息时间以外离开工作岗位，因为她知道未达标会招来组装线领导的不满。
用餐时间也是一个问题。2021年12月，数千名印度富士康员工在大约250名同事感染食物中毒后进行了抗议。作为回应，公司更换了食品承包商，并将月基本工资从1.4万卢比提高到1.8万卢比（约合168到216美元）——这是泰米尔纳德劳工部门规定的非技术工人最低工资的两倍。
尽管富士康的印度食堂目前提供各种当地主食——扁面包、扁豆炖菜、辣汤，以及每周三的肉类菜肴——组装工人仍然抱怨食物质量差。“我们吃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饿而已。”帕德米尼说。她表示，住在富士康宿舍的女性一直在抱怨那里提供的食物，有时候她们根本不碰那些食物。
工作条件对身体造成了影响。帕德米尼说，她因为要戴颅帽并在空调环境中工作而导致脱发。“颈部疼痛是最严重的，因为我们不断地弯腰工作。”她的月经不调，她将其归因于空调和晚班工作。“和我在生产线上的女孩中，大约有六个女孩有这个问题，”帕德米尼说。
工人们说，同事身体不适是常有的事。“前天，一个女孩晕倒了，他们把她送到了医院，”帕德米尼在九月对《世界其他地区》表示，并补充说那周还有两名女性晕倒了。“通常这种情况发生在第一班次。很多女孩没吃饭就来，或者没睡好。”Rajalakshmi说，光是9月，就有3名女性晕倒。
两名中国工程师证实，他们看到救护车把身体不适的工人带走，这在中国并不常见。他们推测印度女性没有吃足够的食物。另一名工程师表示，女工人太瘦了。“出于宗教习惯，她们不吃肉。”
苹果拒绝对此事进行公开评论。泰米尔纳德邦劳工福利和技能发展部门未回应置评请求。
尽管如此，相对较高的工资，加上逃离乡村生活和父母的控制，使得这份工作变得更具吸引力。现在，这种情况也正在金奈发生。工厂的女性工人告诉“《世界其他地区》”，作为主要的家庭经济支柱，她们现在能够说服父母延迟把她们嫁出去。两名苹果组装线工人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她们正在用收入在村里建房子。
帕德米妮现在已经工作两年了，以一名老练的工厂工人的自信谈论在富士康的生活。周日休息日时，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红色印度长裙—churidar-kameez——肩上围着围巾，戴着金属耳环，她说她正在将大部分月收入存起来，用于赎回父母典当的金饰传家宝。她还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一个便宜的小米型号。
她最担心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被解雇。帕德米尼和另外两名工人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富士康更倾向于雇佣年轻女性。26岁的帕德米尼认为自己快到公司可能认为她“年纪太大”的年龄了。“他们以前雇佣年龄高达30岁的女性，现在只雇佣28岁以下的，”她说。
七
9月12日，苹果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总部发布了iPhone 15。公司的精致宣传视频充满了赞美苹果手机性能的流行词汇：“航空级铝材”“纳米晶体粒子”“四像素传感器”。
在半个世界之外，富士康桑谷村工厂完成了其使命。到了夏末，iPhone 15的组装线正忙碌地运转。富士康员工告诉“《世界其他地区》”，有缺陷的手机比例——一个重要指标——已经降低到在中国达到的水平。
就在苹果高管发布iPhone 15的同一天，富士康松古瓦查特兰的工人聚集起来为工厂首次出货新型号的手机举行了一场祈祷仪式。这种在印度制造业中常见的印度教仪式，是为了祈求生产过程顺利。工人们在装满新手机的卡车前放置了装饰有花环的印度神明的相框画像。他们点燃了香，用香蕉进行祷告，周边围着一群好奇的外籍员工。最后，一名工人在地上砸碎了一个椰子和一个南瓜。
印度制造的iPhone 15发布日当天激起了一波民族自豪感。演员兰加纳坦·马达万（Ranganathan Madhavan）在社交媒体X上发帖：“自豪并激动地拥有印度制造的IPHONE 15... #MakeInIndia”。
在工厂，富士康举行了派对。当组装线工人继续低头工作生产更多手机时，工程师和办公室员工吃着蛋糕和其他小吃，高管们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这就像发射火箭一样，”李海说。“经过所有的研究和准备，我们终于把火箭送上了天空。”
李海现在暂时留在印度，尽管他不确定还会待多久。外籍和当地员工都表示，未来几年内，中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留在印度对于保持工厂高效运作以及为iPhone 16及以后的产品做准备很有必要。
“中国已有15年的工厂工作经验，现在我们需要迎头赶上，”一位负责富士康苹果组装线的印度中层管理者说。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桑谷村工厂组装的iPhone15还不到总量的10%。富士康在中国独家生产较大的Plus型号和更先进的Pro型号。据《经济时报》报道，印度塔塔集团也从台湾制造商纬创收购了一家工厂，正在组装少量的iPhone15。
李海说，中国工程师有时会讨论他们是如何在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变得多余：总有一天，印度人可能会变得非常擅长制造苹果，以至于苹果和其他全球品牌可能不再需要中国工人。三位经理表示，一些中国员工并不愿意教导他们的印度同事，因为他们将后者视为竞争对手。但李海说，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不来这里，别人会来，”他说。“这是历史的潮流。没人能够阻挡它。”
10月的第一周，庆祝圣雄甘地诞辰的国家假日恰好在周一，为富士康员工创造了一个罕见的两天周末。李海计划去参观泰姬陵。他将在巴士和飞机上度过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但他认为这是值得的——他想在离开印度之前看到它。
但就在他预计出发的几天前，李海不得不取消行程。管理层宣布工厂需要坚持生产以达到生产目标。周日将是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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