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问蒋介石
在黄埔六期毕业生当中，未来职衔晋升速度最快者，当属1944年升任新六军中将军长的廖耀湘，1947年再晋兵团司令。即便是这个颇有名气的“廖瞎子”，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春，也才刚刚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的少校连长，这还是因他具备法国圣西尔军校留学的特殊经历，此时特别受宠的戴笠，也不过是陆军中校衔。
（廖耀湘
这两人完全可以作为代表了，也就是说，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黄埔六期生能混到校官者已是寥寥，绝大多数还在尉官阶层混世界呢，级别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既然第六期毕业生还当不上一名步兵团长，那么第七期以后包括南京中央军校（再称为黄埔军校其实不准确）的各期学员们，更是难以在这一时期出人头地了。
再朝前推一些，我们熟悉的黄埔四期生谢晋元、胡琏、张灵甫等人，抗战爆发时，也才混到中校或者上校衔，能当上团长都属不易，想成为将军只能是抗战前期有相当优异的表现了。
黄埔四期生是1927年毕业的，十年光景如按“停年”正常走程序，军衔也就晋升三到四级，从少尉混到中校算“进步”比较快的，这是军事常识。
那么经过了八年抗战，黄埔前五期的大部分毕业生，才有机会步入将军行列，而后面的六期七期生、中央军校生就很困难了，军中也是论资排辈一步步升迁的，“直升机式干部”的特例很少，也不要以为国民革命军的衔级就是彻底胡来。
如果换到今天的和平年代，青年才俊军校毕业，如果按部就班升迁的话，20年后充其量是上校军衔，想成为一名正军级的少将，并且年龄不到50岁的，堪称凤毛麟角。
只有这么客观看待，才明白黄埔四、五、六期毕业生，当时的晋升已经不慢了。读者的错觉，主要还是来自黄埔前三期的快速晋升，认为黄埔生成为将军很是轻松，其实差矣。
黄埔军校在前六期中总共招收了10000多的学生，其中真正毕业的人数不到10000人的样子，而根据1936年的统计，全军少将衔以上军官，仅为1800余人。
（黄埔一期郑某某）
其中绝大部分还并非出自黄埔，而是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日本军校的毕业生，在1935年的首次军衔铨叙中，黄埔一期生授陆军中将衔的仅几人而已，比如胡宗南、孙元良、王敬久等，其他多为少将或者上校衔，杜聿明就是上校衔。
换句话说，在抗战爆发之前，黄埔生根本没可能出现 “将星如云” 的情况，区区几十名黄埔出身的将军，跟10000人的基数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当然，也只有在抗战爆发前混到了校级军官，才有了在抗日军兴以后，在军队大扩编中晋升将军的可能（暂不分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了）。
先注意一下黄埔前七期的毕业时间和毕业人数，方便后续说明。
第一期： 1924年3月至1924年11月，共有635人毕业；
第二期： 1924年8月至1925年9月，共有449人毕业；
第三期： 1925年10月至1926年1月，共有1233人毕业；
第四期： 1926年3月至1926年10月，共有2654人毕业；
第五期： 192年11月至1927年8月，共有2418人毕业。
第六期 ：1927年10月起至1929年2月，广州和南京两地毕业3634人；
第七期： 1928年初至1929年12月，广州和南京两地毕业1518人。
实际上，自1927年4月起，那位蒋校长已在南京另起炉灶，开始筹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习惯上仍称黄埔军校，又称南京本校，但是广州校区还在办学，所以第六期和第七期都存在两个办学地点。
当时在南京校区毕业的学员，一般称为中央军校第六、第七期，而在广州校区毕业的一般称为黄埔第六、第七期。至1930年5月，黄埔校区彻底停办，从此以后便只有“中央军校第八期”的称谓了，并且一直延续到兵败大陆的第二十三期。
而黄埔生若想在抗日战争初中期，就能够挂上将星，只有两个 “快车道” ，其一是早年参加过两次东征，然后你还得活下来，才能够成为佼佼者，具备了未来快速晋升的资本；其二是必须参加了北伐，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国民革命军的规模和数量，才出现了第一次大膨胀。
先说第一条快车道，黄埔校军的两次东征，起始时间是1925年2月到1926年1月，注意看前文的黄埔毕业批次，到第二次东征结束时，黄埔三期学员刚刚毕业。也就是说，只有黄埔一期、二期的毕业生和少数三期生，才有机会实现这一次的弯道超车，后续的干脆没有机会。
经过东征的洗礼，表现突出的黄埔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在1926年7月誓师北伐时，有可能被迅速提拔到营长、团长的位置上，否则仅仅毕业一、二年的军校生，无论如何是混不到这个级别的，比如胡宗南北伐之初，即已成为教导师第二团上校团长，黄埔毕业两年时间都不到。
（胡宗南）
第二条快车道，则是北伐不断胜利造成的极速扩军，道理很简单，正常升迁的话，是不可能短时间产生那么多将军的，必然受限于部队规模和军官资历，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又哪来那么多的将军？
而1926年7月到1928年6月的北伐，是国民革命军总数量急剧增加的窗口期，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仅有八个军10万余人，仅仅到了1927年4月间，随着不断地招降纳叛，新扩编的部队多达38个军和部分独立师或旅，总兵力突破40万人。
再到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仅黄埔嫡系或依附蒋系的军队就达到了60万人之多，而为了控制甚至吞并这些新编的杂牌军，黄埔生纷纷被晋级晋衔去掌握部队，不少原来的营长、团长、旅长们于是“水涨船高”，其中不少人混上了将军。
然而自1929年以后，国民革命军的总数量非但不再增加，还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裁军，主要是养不起那么多军队了，另外蒋校长也要限制和削减其他派系的军队，于是有了“编遣会议”等等措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黄埔生已经不再有晋升的捷径了！
在另外一方人民军队的阵营中，情况也大抵如此，时间节点非常清晰：那就是在1927年4月之前，黄埔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尽管加入我党的学员占比不是很大，他们仍然是人民军队初建时的骨干军官力量。
我们知道，形成三大红军主力的是闽赣苏区（一方面军）、湘鄂西苏区（二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在这三大苏区的红军创建中，其实有相当数量的黄埔一期生和二期生，其中大部分牺牲，能够百战余生者，那一定是开国将帅，比如徐向前、陈赓、周士第、阎揆要等等。
而这个时间点上，黄埔四期刚刚毕业、黄埔五期正在就读中，在北伐的大浪淘沙中，也有少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等“建军大业”，由于红军严重缺乏科班出身的军事干部，即便是四期生和五期生，也会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为名将，比如林帅、宋时轮等等。
至于黄埔六期和七期生，他们在校期间，已经面临“清党”的生死考验，除了一些身份隐蔽较好的秘密党员，绝大多数已无可能再参加红军，所以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毕业于黄埔六期、七期的开国将军，屈指可数。
至于在南京重开的中央军校，由于其政治面貌和思想教育已完全被那位校长把控，不久更开始学习德国军队，灌输法西斯主义和对校长个人的忠诚，思想进步者注定被排斥在大门之外，毕业时间也多在土地革命战争爆发以后，那只能成为对方阵营的基层军官了。
总体而言，只有黄埔军校前五期的学员，才有机会驶入两条“快车道”，如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或者在抗战的中前期，能够成为将军或者“名将”，再因校长重视黄埔嫡系军官和部队，因此知名者较多。
而自中央军校（黄埔）第六期以后，军官必须凭借资历和战功一步步获得晋升，鲜有弯道超车的普遍机会了，除了廖耀湘这样的特例外，大部分黄埔六、七期的学员，解放战争期间刚刚混到少将师长是很正常的现象，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出名，就被解放军秋风扫落叶了。
（换关校长了）
前6期（截止1928年），因为战争规模小，死亡率低，没死的很快从连排级战斗岗位升到了营团级指挥岗位。不死之人，自然会成为将军，成名人。6期以后，基本充任基层军官，大战频繁，很少有人能活着升到指挥岗位。人都死了，也就无名无姓了！
因为战争前期的机会最多，后期有不少没上过军校、但是凴借天赋也是战功赫赫的，也都提拔了。就算你是黄埔军校新毕业的大学生，也不能把战功赫赫的将领们撸了给你腾位子吧？
就像四十多年前的大学生一样，毕业就能给分配，并且大多都是火箭一样被提干，最后都成了一方领导，不少还是“一方老大”！
后来就渐渐不给分配了，甚至还有北大毕业卖猪肉、研究生毕业应聘城市街道办事处清洁工的现象！
人贵能得天时。得天时，文盲都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生不逢时，大学生也得去扫垃圾！[大笑][大笑][大笑]
黄埔后期的名人少出，这与天时、地利、人和有直接关系。
首先辛亥革命后，有许多人能人志士直接参加了第一次、第二次革命，参加了推翻袁世凯的斗争。在全国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有无数爱国青年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得到锻炼。尤其是中国国民党，早期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武装斗争，大浪淘沙，让许多精英得到成长，涌现和培养出无数革命战士。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国共合作，又为革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强了革命活力。在此基础上1924年国共两党创办了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担任教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孙中山先生也积极支持，国民党的爱国志士鼎力合作，形成了充分革命的氛围。
再加上部分省份成立了讲武学堂，为大革命培养了一批火种，为革命积蓄了无数军事人才。
黄埔的成立是在大革命洪流中诞生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为黄埔输送了大批教育人才和军事人才。再加上东征、讨伐陈炯明，讨伐吴佩孚的北伐战争中，让许多优秀将领脱颖而出，成为黄埔的中流砥柱；时代造英雄，英雄出时代。许多著名将星就在革命洪流中产生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后期的黄埔生少出将星，这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革命有先后，人才有条件，无数将帅已云集于军队中，并在生死火线中得已成长，而后来者只能屈尊俯就。大浪淘沙，只能让许多优秀人才在平庸中眠灭，这就是历史，也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