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对于北宋仕途孤心书生_寒门升官手札，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因此，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北宋仕途孤心书生_寒门升官手札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话题。
本文目录一览
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古代书生为什么没有用？
古代书生不是没有用，一朝及第，便可一步登天书生即读书人，又曰：“士”。
古代有“士农工商”一说，最早见于《管子·小匡》：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管仲在齐国变法改革时，“四民”是变法的一项内容，但是这里的“士”不是读书人，而是军士。此次改革把划分的军士、农民、工匠、商贾依其身份安置在固定地区，“石（柱石）民”决定了四者仅有职业上的区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
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官僚阶级渐趋壮大，士大夫的地位不断上升；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升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
科举制自唐宋成熟并盛行开来之后，读书就与仕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读书人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于是，士的主体由军人变成了读书人和士大夫，士农工商也由起初的地位平等变得有高低贵贱之分。
科举制是古代所能做到的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得以扩展，为贫寒子弟通过读书逆天改命提供了契机，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因此在科举制盛行的古代，读书取仕是一种时代潮流。有些读书人即使生活清贫，也不想摆脱士的身份；其他阶层的人也多向士靠拢，在改变现有身份、跻身士阶层方面跃跃欲试。可见，士为时人所推崇，人们也多对才学满腹的读书人有所敬意。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曾为朋友借贷做担保人，后来朋友携款而逃，债主遂去找沈复。沈复的父亲得知后，雷霆震怒，表示沈家作为书香门第，不该和街头上的混混扯在一起。它体现的正是读书人地位之高及所拥有的优越性。
一篇名为“进士旗杆，古代读书人的身份象征”的文章写着，在湖南永州蓝山县的古村落，在封建科举时代，只要是出过读书人或官员，无论考中举人、进士、状元，族人都会在宗祠前为他们竖立旗杆，以彰显功名，光宗耀祖。这些旗杆是古代读书人身份的象征，官阶越高，旗杆越大越长。据说唐宋时期的进士须站在皇宫的正殿下恭迎皇榜。所以，古代书生不是没有用，一旦金榜题名，喜获人生四大喜之一，其用处也就显而易见了。
鉴于此，古代有许多劝人读书的诗句，除了众所周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有诸如杜甫的“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赵恒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以及《围炉夜话》里的“读书不下苦功，妄想显荣，岂有此理？”等等。由此可知，读书不但怡情，同时还具有功利性。古代书生便多为读书的功利性而读书，这种功利性让他们在科举 的道路上愈挫愈勇，不轻言放弃。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数次落第，将近花甲之年才中得进士，就是其中一例。
所以，古代书生有其用武之地——仕途，但须努力，在不断的耕耘中，方有所收获。好的东西不会轻易获得，就像上坡与下坡，上坡难而下坡易，因此古代书生若想依靠读书实现自我价值，除了不懈的努力，还要有不惧失败的勇气。
既然如此，那么“百无一用是书生”该作何解释？“百无一用是书生”出自清代诗人黄景仁的七言律诗《杂感》。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黄景仁四岁而孤，很早就体会到了人间冷暖，为了生计四处漂泊；他的诗负有盛名，曾让士子们争相效仿，但他怀才不遇而又孤高自负。
黄景仁的一生是穷愁潦倒的一生、悲哀困顿的一生；他的作品是其情感体验的再现，多言愁苦辛酸，以至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郁达夫称黄景仁的诗是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仙佛”代指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仕途，满腹诗书的黄景仁却与之无缘，只得在夜晚独自吟诗鸣不平。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风蓬”指捉弄人的人生际遇，它把诗人的慷慨傲气全都消磨殆尽；虽不再轻狂，却招来了薄情郎的声名。
黄景仁诗的艺术特色之一是善于化用前人诗句，“既能摄前人诗之意韵，又能臻‘若自己出’之境“。因此，“泥絮沾来薄幸名”大有化用唐人杜牧《遣怀》之“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意味。学习前人而又能为我所用，学出新意来，不得不说是一种作诗的技巧与能力。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十人之中有九人堪遭白眼，最没用的当属书生。言外之意似乎在说，书生就在被白眼相向的九个人当中，其实这是黄景仁的自嘲、言不由衷的反向表达，他何偿不想“有用”。
古代书生一旦“登堂入室”，便可功名显耀。黄景仁之所以说书生最无用，在于他得不到赏识，志不得伸，空有才学而无施展才学的机会，所以嘲讽自己没有用。
可见，书生若想有用，不仅要有学识和百战不殆的毅力，还需要机遇正当时的运气。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不要因为诗的格调哀愁而担忧会成为谶语，春天的鸟和秋天的虫尚能自在地发出叫声。
黄景仁的诗多是忧伤消沉之语，有人告诫他这样容易成为厄运的谶语，所以少做或不做愁苦辛酸的诗。
黄景仁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是人的主观意识附加在客观事物上的象征性因素。就如春天和秋天，二者是纯客观的存在，植物生长和消亡乃客观规律使然，赞美春天的诗和悲秋的诗只是人的主观意向。不管人如何看待春、秋两季，虫鸟一如既往地引吭高歌，不受影响。
黄景仁心中有苦闷，有想说的东西，有倾诉的欲望，写诗作词就是他宣泄愤懑不平等诸多情绪的途径。我们常说，有话就说出来，别憋在心里。黄景仁即是如此，他不愿停止在诗词里倾吐心声，而要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所以才有了这一诗句。
黄景仁的“意难平”是现实无法满足期望值的结果。我们知道，他有才情，他的才情也曾被时人称颂，因此他对于自我定位想必不低，处于理想化的位置，亦即前文提到的孤高自负。可是，现实往往与理想有所差距，不管是时运不济，抑或与人落落寡合而怀才不遇，这些都是导致现实与理想擦肩而过的因素。
黄景仁写在诗词里的愁闷，既是发牢骚，也是顾影自怜。可他是否想过，那些不如意的境遇不都是外界造成的，他自己才是让他如此不堪的主要原因，毕竟性格决定命运，主观因素产生的影响大于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时常看到“要多多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字眼。
历史上真实的寇准是个老抠儿吗？
越老越倔强的宰相寇准是北宋的传奇人物，他的刚直机敏，他的一贬再贬、几起几落，现在都是个话题，可以算是风头甚劲，匹世无双。许多文学作品戏称他为"寇老西儿"，但与文学、戏剧中那个诙谐、幽默的搞笑形象相比，真实的寇准其实命运坎坷。
寇准前半生顺遂平安，进入政治集团核心后，其命运也如同当时内忧外患的北宋王朝一样，起伏不定、风雨飘摇；加上皇帝软弱，奸人层出不穷，导致寇准几次遭罢贬，最后亦潦倒而终。作为宋朝有作为的名相，他对宋辽关系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甚至可说因为有了寇准，才保住了宋辽百年和平。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由此可见他在大宋智囊团中占有的地位。但是寇准相当于魏征，宋太宗却非唐太宗。寇准生活在一个软弱无能的朝代，注定其无法大展拳脚、全面发挥才能。
用实力说话
少年寇准聪明好学，年仅十九岁就考上了进士，接着便当了巴东县令（四川奉节），年少得志，春风得意，这不仅在当时，在此后也是少见的。十九岁就要管理两个偏远荒僻的县城，不啻是个重大考验。但事实上，这个书生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他善于调查研究，在巴东一代做了不少好事，至今当地还遗有不少纪念寇准的亭碑。当时宋太宗虽然皇位得的不怎么光明磊落，但在延揽人才方面做得倒还可以，于是被称为"寇巴东"的寇准不久便上调东京（河南开封），在中央任职，开始了京官生涯。
二十八岁的寇准真是书生意气，勇往直前。史书曾记载，有一次他报告一件事给皇帝，陈述厉害。由于忠言逆耳，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身要回内宫。寇准却扯住太宗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竟敢在大老板发怒离开时，拉着他衣服不让走，直到问题解决。当时，这可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现在又何尝不是以身犯险。所以，寇准三十一岁就担任了同知枢密院事（即副宰相），真正是青年才俊了。
成也刚直，败也刚直
性格决定命运，寇准的"刚直"和"坚持"在皇帝高兴的时候可算是优点，但不高兴时就面临着危险，这是集权统治的悲哀。
公元996年，宋太宗和寇准争论一件事情，寇准力争不已，直到第二天依然没有休止。这一次，宋太宗火了，辱骂寇准："麻雀和老鼠尚且懂得人意，你怎么不懂呢?"加上被宋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宰相吕端对皇帝说什么寇准"性刚自任"，宋太宗终于将寇准逐出中央，调到邓州（河南邓县）去当个小小知州。
这是寇准仕途上的初次失利。其实深究起来，太宗深知寇准的才干和秉性，外放的目的，只是想让他收敛老道一些。但是寇准一走，周围很多大臣是很开心的。原因很简单，寇准当时负责人事管理，也就是各级官员的考核、奖惩、罢免，要做好这些选拔任命工作，须从 重臣做起，而皇帝身边的人就是突破口，难就难在这里。这项工作做好了得罪人，做不好则没有业绩。这个"刺儿头"一走，自然皆大欢喜。
但寇准走了，皇帝又开始想念他，有时会问左右的侍从:"不知寇准在青州过得如何?"而侍从的回答也很有趣："寇准在那里过得好着呢，不烦皇上担心。"看来不仅大臣，连宦官们也不喜欢寇准。
寇准更厉害的一点在于，他从不利用姻亲关系说事。其妻宋氏是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即便这样一个名门之后，对寇准的仕途也没有影响。所谓恃才傲物，说的就是寇准这种典型。
力主抗辽第一人
公元1004年，寇准再次进京，被任命为宰相。这是他第一次担负这个重任。此时已非宋太宗当政，而是其子真宗。真宗之所以任用寇准，是因当时辽国大举南侵，战火迫在眉睫，宋朝江山动摇，只能任用刚性之臣。寇准当时几乎是孤军奋战，当时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准坚决支持抗敌，最终以少数压倒多数。
不仅如此，寇准特别要求：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这项过分的要求在紧急状态下未被以"犯上"论处，反被批准了。其实更大的原因是真宗就是一个没有主意的人，谁表现得最强硬自信，他就会听从谁。
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但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另一位宰相毕士安也以抱病在身、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等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还对寇准敦促真宗亲征说三道四。真宗亲征之路可谓困难重重、频生事端，一会儿要打道回府，一会儿不愿过河，寇准如同在"驱赶"真宗步步前行。
当真宗出现在澶州北城楼上时，城下北宋兵民欢声雷动，气势顿生百倍。辽国大军兵临城下却难以破城，眼见续战无利，便想讲和。于是双方使节秘密往返，订立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从积极抗辽到澶渊之盟，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王安石也曾在诗中歌颂："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功劳太大也埋下了祸端，尤其人多的主降派，更把寇准看作眼中钉。
自古小人最难防
战事稍平，小人就纷纷浮出水面。参知政事王钦若---这个曾被寇准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一回到京城就活动起来。一次退朝之后，他对真宗说："《春秋》一书都把城下之盟视为耻辱。而澶渊之盟实际上正是城下之盟，您难道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耻吗?况且寇准老催您上前线，太不拿皇上当回事了!"这样的话说到了真宗的心坎里。从此，真宗对寇准就冷淡起来。没过多久，寇准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仅做了一年多宰相。
还有一个人更不能忽略，就是丁谓。丁谓可算是寇准一手提拔起来的，曾任参政事（副宰相之职）。他的能力没有寇准强，风头也没有他足，但在做人方面却比寇准强百倍。有一次中书省聚餐，羹汤洒在寇准的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非常殷勤，忙不迭地为他擦拭，寇准笑着说："参政事是 的大臣，竟要为长官擦拭胡须吗?"丁谓听了，心里十分羞愧。
寇准不需要人的奉承，但有人需要，尤其是皇上。丁谓把逢迎的对象瞄准了最高统治者，以伪造所谓"天书"、大造道观及编造祥异之事等，把宋真宗抬到了神的地位。有一次，宋真宗与大臣们一起钓鱼，宋真宗钓不着鱼，丁谓竟作诗，说是"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千穿万穿，马屁 ，宋真宗极吃这一套，对王钦若与丁谓的上奏及行事，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宋真宗病重，曾与寇准商量由谁继位的事。丁谓与刘皇后勾结，不仅罢了寇准的相位，且将其逐出东京，于是寇准遭到了第二次罢相。
至刚则易折
老子说："至刚则易折。"这句话用在寇准身上最合适不过。当初寇准刚当宰相的时候，一个跟他相交的官员还在成都做官，此人对自己身边的人说："寇公治国奇才，可惜他的学术和做人的修养不足。日后若没有长进，则必然命途多舛啊!"结果没过多久，寇准果然被贬。
寇准被二次罢相时，臣僚们怕丁谓，都不敢去见寇准，只有一个叫王曙的敢以"朋友之义"去为寇准饯行。还有一个李迪，更对寇准被罢相气愤不已，坚决不与丁谓共事。
两度为相，两度被罢，深受迫害。但寇准却不后悔、不悲观。在雷州时，他"暇则诵读，宾至笑语"，毫无精神负担。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觉得贬官是奇耻大辱，但寇准却过得挺开心。雷州的日子是寇准过得较舒服的一段生活，平常草草应付完公事就吃喝玩乐。欧阳修曾批评"寇公之祸，以老不知止耳"，这话有对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偌大的北宋，懦弱的朝纲，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刚性之人。
寇准逝世后，他的夫人曾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搬运寇准灵柩。结果拨款仅够运到洛阳，他的妻子只好把灵柩运到洛阳安葬。途经湖北公安时，老百姓怀念寇准的功德，以竹子插地，挂物祭祀，最后生笋成林，以为神，故为他立祠，视其竹为"相公竹"。十一年后，真宗之子仁宗为寇准昭雪，归葬下邽，终得善终。
如果您觉得本文对您有所帮助，请在文章结尾处点击“顶一下”以表示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本文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点击“踩一下”，以便我们改进该篇文章。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查看文章下方的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