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4年上半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加了9%以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上半年的发电量。
作为欧洲能源转型的先锋代表，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值得更多的研究和关注。对此，观察者网连线前德国联邦议院议员、能源观察集团主席汉斯-约瑟夫·费尔，邀其谈谈对德国的能源转型以及相关议题的看法。
【文/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广可再生能源。2000年，在您的努力争取下，《可再生能源法案》（EEG）开始实施，其后被多个国家借鉴，推动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能否请您回忆下，在当时的德国推动这项法案，都遇到了哪些阻力？
费尔：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案》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在德国，然后在许多其他国家，EEG的实施为可再生能源的指数级增长奠定了基础。即使在那个年代，核能和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大公司也不断通过游说来反对EEG，就像今天一样，国内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也投票反对EEG。但我们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议员立场坚定，不顾一切强烈反对，最终通过了EEG。
观察者网：此后，德国不断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案》，2024年上半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创下新纪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电共覆盖了德国58%的电力消费。如果以这个数据作为衡量，您认为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法案是否得到了有效贯彻？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费尔：2024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占净发电量的比重高达65%。然而不幸的是，自2012年起保守派政治家推出的各种EEG修正案极大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指数增长。尤其是太阳能市场，后来风电市场也急剧下滑。如果指数增长持续下去并且采取强有力的存储举措，那么今天德国的电力供应将已经是100%的可再生能源。
幸运的是，中国通过采用EEG的基本原理，延续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功故事。作为德中议会小组的董事会成员，我经常去中国进行政治会谈，并一直为中国的EEG而努力。因此，如今，中国在所有可再生能源技术、存储和电动汽车方面绝对是全球市场的领导者。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地球的气候保护，但对德国和欧洲的工业来说却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仍然过度依赖化石和核技术，而不是可再生能源。德国和欧盟必须再次更加关注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零排放技术，这不仅将促进全球气候保护，国家工业也将再次增长，而不是随着化石燃料工业的衰退而萎缩。
风能是德国最大的发电来源，图为截至2024年7月，德国各类能源发电量及占比情况图源：路透社
观察者网：2021年，德国通过了更加严格的《气候保护法》，确定了新的排放目标：争取在2045年提前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这个目标甚至比欧盟还要提前五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德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能源供应。为此，德国的能源政策都做了哪些调整？
费尔：在过去三年中，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的联盟通过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成功加速了可再生能源的扩张。然而，这种扩张对于实现政府的气候保护目标来说仍然太慢。
即使是德国，特别是欧盟的这些气候保护目标，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目标，也远远不足以应对全球变暖、灾难性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挑战。正如中国比亚迪公司所宣称的目标：“为地球降温1℃”，这样才有保护人类文明的现实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世界必须在2035年之前转向100%可再生能源，并且必须从大气中清除大量的碳。
观察者网：外界将德国的能源转型评价为“欧洲火车头”，意指改革先锋，但也有批评德国的转型过快，颇为激进，对此您怎么看？
费尔：这种批评是由化石能源和核能行业提出的，他们担心转向100%可再生能源，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生意就结束了。但我们绝不能将这个破坏气候的行业考虑在内，因为如果继续下去，人类文明将因全球变暖而无法生存。
观察者网：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对德国的能源供应和安全造成了深刻影响，一度不得不重启煤电。在地缘冲突带来的全球能源供应链不稳定的情况下，德国如何解决能源缺口和能源调配等问题？
费尔：世界各地都有充足的阳光和风，如果我们都使用100%可再生能源，就不会再出现今天化石能源和核能系统中存在的地缘政治动荡。你不会因为太阳能或风能而发动战争，太阳能可没有什么“管道”会被破坏，但围绕石油、天然气、煤炭或铀却存在许多冲突甚至战争。转向100%可再生能源将摆脱对化石能源和核能的依赖，从而为世界带来和平，同时也会带来廉价能源，因为太阳能和风能加上电池存储就是目前最便宜的能源发电组合。
观察者网：中国同样处在快速的能源转型中，截至2024年8月底，中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为12.7亿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达到40.7%，并且形成了上游-中游-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有评论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摆脱了以往西方工业化过程中高消耗、高污染的路径（当然中国也经历过那段时期），似乎找到了发展和绿色之间的解决方法，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能源转型？
费尔：当今中国的能源系统主要以煤炭和石油、部分天然气和核能以及日益快速增长的可再生能源为基础。这种化石能源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它使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然而，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扩张正处于指数增长的快道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建立起如此强大的新兴产业。如果这些投资在未来几年也像近年来一样迅速增加，那么中国结束所有温室排放的速度，将比当前政府提出的“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速度快得多。
如今，化石燃料占中国能源供应的比例已超过80%。然而，《中国能源转型展望2023》显示，到2040年，中国可将能源需求减少30%，届时可再生能源占比将远超50%。我相信，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如果政治意愿一如既往，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甚至可以在2040年之前达到100%。
工作人员巡查建筑屋顶的光伏发电板。 资料图：新华网
观察者网：今年8月份，美国《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在一篇题为《绿色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克服地缘政治分歧》的文章中，担忧中国在全球清洁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包括在经济上和道义上。您怎么看待欧美目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遭遇的经济和道德双重困境？
费尔：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人类文明免遭灭绝，最重要的措施是用100%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洁产业替代化石能源和核能供应。中国在这方面大幅领先于国际社会，这一事实令人鼓舞。欧洲和美国并未走上这样的道路，甚至仍然通过补贴和其他优势，过多地保护化石燃料。欧洲、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应该与中国合作，加入到这一积极的可再生技术发展之中。关税、贸易壁垒和针对气候保护技术的制裁只会阻碍气候保护的有效实施。跨国合作也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基础，对抗性政治只会导致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战争。
观察者网：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9已经结束，这次大会关于气候融资目标的谈判仍然进展缓慢，关于具体数额和资金交付方式的讨论也存在许多争议。您怎么看待气候融资在全球减排合作中的影响？您认为气候融资谈判举步维艰的原因有哪些？
费尔：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描述的那样，世界正在走向“气候地狱”。2015年在巴黎，各方同意不让全球变暖超过1.5℃，并减少年排放量。然而，2023年是创纪录的一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57亿吨，到2024年，我们将看到平均气温上升1.55℃。
联合国气候会议不应关心如何用负债过高的公共预算为气候保护提供资金，而应商定确保遵守人类文明生存的地球边界的目标：降温1℃，并将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浓度降至350ppm以下——如今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为425ppm。
它们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对全球化石工业在能源、建筑、交通、石化和集约农业领域的保护，未来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应该关注如何让地球再次降温。
通过一个名为“全新世”（英文：Holocene）的大型研究项目，我们希望与世界各地的大学一起科学地探索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350ppm以下的路径，同时也非常欢迎资金支持和研究合作。气候融资的重点必须从公共融资转向私人融资，拥有零排放和碳减排技术的公司获得融资对于它们实现快速发展而言也非常重要。
观察者网：全球减排的背景下，您对本次气候变化大会抱有哪些期望？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可再生能源运动的倡导者，您认为未来在减排议题上的国际合作应当聚焦在哪些领域？
费尔：就像之前所有的联合国气候会议一样，巴库联合国气候会议一样效率低下，它们的目标不是让地球降温，而是主要致力于为南半球的气候破坏提供资金，但这种伤害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如果太平洋上的小岛国、埃及的亚历山大市甚至纽约、上海被海水淹没，其损失也是金钱无法弥补的。
国际社会必须集中精力在二十年到三十年内彻底消除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同时消除大气中超过三千亿吨的碳，这可以通过100%可再生能源、零排放循环经济、再生农业和林业以及利用藻类的海洋经济来实现。
这方面有很多积极的例子，像是中国在戈壁上重新造林的面积相当于德国的国土面积。据我所知，一些公司通过植物来制造生物塑料或生物煤油，而且已经有一些初创企业正在利用漂浮的大型藻类生产他们的第一批产品，例如生物炭、生物化学品或建筑材料，这些藻类的生长速度可以在10天内翻倍。
这种清洁经济必须迅速扩大规模，中国目前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大力支持，就能在未来的世界气候大会上向全世界展示人类文明在地球上的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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