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彼得·图尔钦 翻译/袁逸泓】
美国是如何演变成目前不和谐的时代的？为什么我们对机构的信任崩溃了，为什么我们的民主范式解体了？
图源：大西洋周刊（The Atlantic）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反复经历政治危机浪潮，例如我们今天正在面临的这一个。我的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跨越万年的涵盖数百个社会的数据库，试图找出导致危机的原因。我们研究了数十个变量，包括人口数量、福利指数、治理形式以及统治者被推翻的频率。我们发现，引发危机的各种事件的具体组合各不相同，但有两个导致不稳定的驱动因素格外突出。首先是人口中大面积的财富减少所带来的普遍的社会贫困。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因素，即精英生产过剩——当一个社会产生了太多超级富豪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却没有足够的精英职位来满足他们的野心。
这些驱动因素在我们当前的危机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过去的50年里，尽管经济整体向上发展，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却在下降。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和工资却停滞不前。这样的结果是，我们的社会金字塔结构变得头重脚轻。与此同时，美国拥有高等学位的毕业生开始过剩。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获得权力地位，开始争夺数量相对固定的工作岗位，而这种竞争损害了治理社会的社会规范和机构。
类似的情形，美国之前经历过两次。第一次以南北战争告终。但是第二次经历却带来了一段罕见的广泛繁荣时期。两段经验都为今天的社会危机提供了教训，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为了理解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让我们先看看美国的超级富翁的数量是如何增长的。在1983年，六万六千个美国家庭拥有的财富超过千万美元。这可能听起来很多，但到了2019年，如果去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个数字增加了十倍。食物链下游也存在类似的、幅度稍小的发展势头。拥有五百万美元或以上财富的家庭数量增加了七倍，而单纯百万富翁的数量则增加了四倍。
从表面上看，有更多富人出现似乎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精英阶层近些年的财富积累是以谁的利益为代价呢？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虽然整体经济继续增长，但普通工人从中获得的收益份额开始缩减，实际工资也趋于平稳。（同一时期，即使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平均身高继续攀升，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却停止了增长——平均身高是一个在福利、经济和其他方面福祉的有效指标。这并不是巧合。） 到了2010年，非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工资除以人均GDP）与20世纪中期相比几乎打了对折。对于没有四年制本科学历的那64%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在2016年之前的这四十年里缩水了。
随着工资的减少，拥有住房和上大学的成本飙升。为了买得起一栋普通的房子，一个在2016年赚取中位数工资的工人不得不比1976年多工作40%的时间。而没有大学学位的父母不得不延长四倍的工作时间来赚取他们孩子的大学费用。
即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过得不错，当时18至24岁的人中只有不到15%的人上过大学。但今时不同往日，超过六成的高中毕业生都进入大学就读。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更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从1955年到1975年，进入法学院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960年到1970年，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增加了两倍多。在二战后时期，这一情形还处于可控状态，因为当时要求高等学位的工作需求激增。但当需求最终减少时，供应却没有相应地减少。到了2000年代，学位持有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市场上的职位数量。这种不平衡现象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最为严重，但美国甚至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也存在人才过剩现象。
上述现象只是冰山一角。与五十年前相比，现在更多拥有优渥经济条件或丰富学术背景的美国人，致力于追逐权力地位，尤其热衷于政治岗位。但是这些职位的数量与五十年前相比却没有增加，这导致了激烈的竞争。
对社会而言，适度的竞争有利于发展。但是我们今天目睹的美国精英间的竞争远远超过了合适的界限。它创造出极少数的胜利者，和绝大部分满腹怨恨的失败者，反映了精英政治的黑暗面，更鼓励打破规则而不是努力工作。
所有的这些带给我们一大批沮丧的有志精英，一心想要往上攀爬；以及另一批庞大的工人群体，他们无法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生活。
引发当今社会危机的几十年与导致南北战争的几十年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和现在一样，当时不断增长的经济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同近几十年来一样，从1800年到1850年，百万富翁占总人口比例扩大了三倍，而从1820年代到1860年代，相对工资下降了近五成。当时的生物数据表明，美国人的平均生活质量显著下降。从1830年到19世纪末，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减少了近两英寸。而在几乎同一时期，十岁儿童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八年。
这种广泛的贫穷化激化了社会矛盾，这在城市动乱中可见一斑。从1820年到1825年，当经济良好时，至少导致一人丧生的动乱仅发生过一次。但在南北战争前的五年里，即1855年至1860年，美国城市经历了不少于三十八次这样的动乱。今天，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发展模式。在内战前夕，这种挫败感在政治上表现出来，部分表现为反移民民粹主义，以无知党为典型代表。今天，这种民粹主义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身上重现了。
精英间的冲突也在增加。19世纪新晋的百万富翁们通过制造业而不是种植园或海外贸易赚钱。由于经济利益存在分歧，他们对南方奴隶主阶级制定的规则感到恼火。为了保护他们的新兴行业，新贵们希望实现高关税和国家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支持。而种植和出口棉花并从海外进口工业制品的老钱精英们强烈反对这些措施。新贵们认为，南方奴隶主对联邦政府的控制阻碍了银行业和交通系统的必要改革，这威胁到他们的经济福祉。
随着精英阶层不断扩大，理想的政府职位的供应趋于平缓。尽管从1789年到1835年，美国众议员的数量增长了四倍，但到了世纪中叶，众议员的数量已经萎缩。同样地，越来越多的有志精英接受了法律培训——当时和现在一样，这是从事政治的主要途径。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愈演愈烈，就像今天一样。
那是野蛮的时期，精英内部的冲突采取了非常暴力的形式。在国会，暴力事件和暴力威胁在1850年代达到顶峰。1856年，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在参议院蛮横地鞭打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这是最著名的一次事件，但并不是唯一的事件。1842年，在田纳西州众议员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斥责了他自己党内一名支持奴隶制的成员之后，两名南方民主党人向他走来，其中至少有一人手持一把长猎刀。”历史学家乔安妮·弗里曼（Joanne Freeman）回忆道。1850年，密西西比州参议员亨利·富特（Henry Foote）用手枪指着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在另一场激烈的辩论中，一把手枪从纽约州代表的口袋里掉了出来，几乎引发了国会会场的枪战。
图源：Victor Juhasz
这种精英内部的暴力预示了更为广泛的暴力，以及美国历史上最为致命的冲突。
北方军队在南北战争中的胜利摧毁了南方统治阶级的财富和权力，暂时扭转了精英生产过剩的问题。但工人的工资仍然继续落后于整体经济增长，且将他们的收入重新分配给精英的“财富泵”也从未停止过运作。到19世纪末，精英阶层的生产过剩问题卷土重来，新的百万富翁们取代了战败的奴隶主阶级，美国进入了镀金时代。经济不平等问题爆发，并最终在20世纪初期达到顶峰。到1912年，美国头号富翁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拥有十亿美元，相当于两百六十万年的工资，比1970年的顶级富翁高出一百倍。
然后是1929年纽交所的崩溃和大萧条时期，其影响与内战相似：成千上万的经济精英跌落平民阶级。1925年，有一千六百名百万富翁，但到了1950年，只剩下不到九百名。几十年来，尽管存在通货膨胀，美国最高财富的规模一直停留在十亿美元。到1982年，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二十亿美元，“仅”相当九万三千年的工资。
但两个时代也有不同之处。与内战后时期不同，实际工资在20世纪中叶稳步增长。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高额税收有助于改善财富分配。对最高收入阶梯征收的税率在二战期间达到了94%的峰值，且一直到60年代中期都保持在90%以上。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了惊人的三英寸。而十岁儿童的预期寿命增加了近十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实现了广泛的繁荣，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新政精英们从内战的灾难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在这两个时代，精英过剩的逆转幅度相当，但只有在大萧条之后才是通过完全非暴力的手段完成的。统治阶级本身，或者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亲社会派别，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说服了足够多的同伴默许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改革。
正如历史学家金·菲利普斯-费恩（Kim Phillips-Fein）在《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高管和股东们对规范劳资关系的新政政策发起了巨大的抵制。但到了世纪中叶，足够多的人同意了新的经济秩序，使其得以深入发展。他们定期与工会讨价还价。他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府将在指导经济生活和帮助国家上下应对经济衰退方面发挥作用。1943年，美国商会（这一商会在今天大力推进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席说：“只有装作看不见的人才会看不到原始的、随心所欲的旧式资本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其在职时被认为是一名财政保守派，在给他的兄弟的信中写道：
“如果任何政治党派企图废除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取消劳工法律和农场计划，那么在政治历史上你就不会再听到这个政党。当然，有一个极小的分裂集团认为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他们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是愚蠢的。”
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打出低税收、反工会的主张，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竞争总统席位。按照今天的标准，戈德华特是一个走中间路线的保守派。但在当时，他也被认作是激进派，甚至对于许多商界领袖来说也过于激进。他们放弃资助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导致他在竞选中一败涂地。
这种广泛的战后繁荣的基础——以及统治精英最终默许它的原因——是在进步时代建立起来的，并得到了新政的支持。特别是新的立法保障了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引入了最低工资，并建立了社会保障。正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泽（Douglas Fraser）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美国精英与工人阶级达成了“脆弱的、不成文的契约”。这种隐含的契约包括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将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更公平地分配的承诺。作为回报，政治经济体系的立足之本将不会受到挑战。避免革命的发生是这个契约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正如弗雷泽在1978年向劳工管理集团递交的著名的辞职信中所写的那样，当契约即将被废除时，“对劳工运动的接受，同以前一样，是因为企业害怕其他的选择。”
我们仍然挣扎于废除契约所带来的苦果中。数据库中汇编的人类社会的悠久历史表明，美国当前的经济带给统治精英如此高的利益，以至于要实现根本性的改革可能需要一场暴力革命。但我们仍有理由抱以希望。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如果自下而上的压力足够大，以非暴方式扭转精英生产过剩的过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但要实现这样的结果，就要求精英们为了所有人的长期集体利益而牺牲他们自身的短期利益。目前而言，他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做。
该文改编自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即将发布的新书《终结的时代：精英、反精英和政治解体的道路》(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本文于6月2日发布于“大西洋周刊”。作者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维也纳复杂科学中心项目领导人，牛津大学研究员。他最近的著作为《终结的时代：精英、反精英和政治解体的道路》(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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