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群众中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大后方主要就是这几个省，川滇黔云贵康陕。
中国的大后方主要就是西南和西北几个省份，包括西南的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西康、西藏，另外还有西北的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
这些省份大体是被敌人战火波及较少，或者干脆没有波及的。
其中，四川、西康、西藏、宁夏、甘肃、青海、新疆、陕西基本没有被敌人陆军攻击过。
有人说西北是大后方，这是大错特错的。
在民国时期的西北，不但经济落后，人口也稀少。
以西北人口最多的陕西省为例，1937年抗战爆发时，仅有1015万人口。
西北其余各省人口都很稀少，比如青海才148万人口。
新疆省人口在1928年为255万人，但汉人不到10%，只有十几万人。
同时，西北各省经济非常差。
以经济比较好的新疆为例，民国初年每年财政收入才320万两白银。
而新疆养军队，每个兵每年也要60两白银。
而新疆当年局势混乱，各种叛乱、分离、割据势力多如牛毛，没有几万人的军队根本无法控制局面。而新疆全省财政收入，只能养兵4万人。
但大家看清楚，这是财政收入，不是财政盈余。政府还要应付大量的财政支持，实际上新疆每年仅有几十万两白银的财政盈余，连养兵都不够。
换句话说，新疆这种地方，经济上自给自足尚且困难，对于抗战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其实整个西北都是如此，陕西省在民国时期也是非常贫穷的，粮食尚且有很大缺口。
其实陕西真正强盛是汉唐时期，到了唐朝中期就开始衰败。这主要是关中平原自然条件恶化，水资源匮乏，导致粮食产量巨减。
相比西北，西南才是毫无疑问的大后方。
西南各省都非常重要，真的是为抗战出钱出力，尤其四川作为重要。
据《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统计，抗战八年，四川总计共征壮丁257万8810人，居全国各省之冠，为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521人的五分之一。
这些壮丁都是补充兵员，也就是说四川为抗战就提供了高达250多万兵员。
相比起来，西北各省差了十万八千里。
比如青海仅仅提供壮丁1万8000人，宁夏2万3000人，甘肃较多为38万人，最多的陕西为88万人。
除了提供兵员以外，四川官兵伤亡也是非常惨重。
据何应钦的统计，抗战期间，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五分之一，阵亡26万3991人，负伤35万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多人。
四川还提供了抗战继续的大量资源。
仅1941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从四川收谷8228.6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
要知道，当时四川老百姓其实也陷入饥饿中，很多种大米的乡民，自己都吃不饱大米，仍然全力支持抗战。没有四川的粮食，抗战根本就坚持不下去，还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会饿死。
另外，四川还提供了巨额的财政开支。当时西南西北各省都很穷，就是四川相对富裕。
为此，四川负担了国民政府30%的财政，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出钱出物支持抗战。
到了抗战后期，中央军的部队中，几乎每一支都有大量四川籍士兵，作战军队吃着四川的粮食，枪支弹药也是四川的兵工厂生产，坚持抗战。
可以说，虽然说大后方各省都有贡献，但西南各省明显强于西北，而四川又是贡献最大的省份。
大家看看这张图，看到了什么？牺牲的川军士兵甚至没有一双布鞋，他是穿着草鞋牺牲的。当年川军士兵就是穿着草鞋和单衣，带着斗笠，靠着两条腿一支枪，苦战八年获得了抗战的胜利。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是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西北地区。
具体地说，中国当时的大后方主包括西南的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西康、西藏，以及西北的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
但是严格地说，民国时期的西北，不能算是大后方。
之所以这样说，还要从大后方的定义说起。
什么是大后方？
大后方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非交战地区。
跟敌人占领区间隔相当长的距离，敌人没有占领的、而且地面战火没有波及到的地方，都叫大后方。
单单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地区都是大后方。
二是为前线提供兵员支持，武器弹药和生活补给，有较大的医院以及武器、军用物资制造装备等。
只有受当局控制的地区叫大后方，不在当局控制范围的省份，严格地说不能算大后方。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之所以定义于国民党统治区，就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地区只有西藏不能算是大后方。因为当年的西藏属于半独立状态，当时中央政府在该地区没有驻军，没有派驻行政机构，没有对其实现实际统治（建国之后才实现）。
事实上，西藏在抗战时期一直超然世外，没有为抗日提供人力、武力支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共的“抗战大后方”概念，强调大后方是云、贵、川等地。
1939年3月，周恩来在分析全国形势时，表示“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西康也不算大后方。
那么，这些地区在抗日中难道没有提供过支持吗？支持肯定是有的。
比如新疆人民，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曾经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从1936年冬开始，新疆人民就是开始为绥远抗战将士募捐寒衣，截止到1940年，新疆各族人民抗日各项捐款就达到200多万银元。
1943年还进行了文化劳军募捐活动，几乎与八年抗战相伴始终。
而宁夏恶贯满盈的马家军，也曾经向抗日前线派出了军队；马家军和傅作义联手进行的绥西抗战,收复了大片国土,又将包头以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日伪势力全部肃清，,粉碎了日军侵占宁夏和西北的阴谋，确保了宁夏和西北的安全有效地,牵制了华北日军。
他们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但事实上也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可是为什么西北地区不能算是大后方？
因为这些地区虽然面积很大，但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对抗日做出的贡献有限，只能算是“小”后方，不算大后方。西北其余各省人口都很稀少，比如青海才148万人口。
新疆省人口在30年代初，人口只有265万人，比如青海才150万人左右。
同时，西北各省经济非常差。
以经济比较好的新疆为例，由于军阀混战，再加上新疆王盛世才对新疆人民的压榨和盘剥，新疆经济惨不忍睹。
1937年财政收入才870万两白银，支出1167万两，赤字297万两，不得不向苏联借贷，出卖采矿权。
而陕西虽然在抗战爆发时，虽然人口超过一千万，而且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为抗日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但是陕西距离日军占领的山西很近，日军对陕西虎视眈眈，制定过作战计划，随时准备侵占延安。
所以，陕西不能算大后方。
而广西一度是抗日的大后方，而在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之后，广西桂林、柳州相继沦陷，全省99个辖县，先后有67个县被日军攻克，沦陷率高达68.6%，因此严格地说，广西只能算是八成大后方。
总的来说，在抗战时期，云、贵、川地区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后方。
军工支持
1937年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七省总共只有工厂237家，仅占全国工厂总量的6.03%。宁夏、青海、新疆的工业基本属于空白，作为西北重镇的西安，也不过只有“纱厂一家，面粉厂、机器厂数家”。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对日本了解最透彻的蒋介石，知道中国军队短时期无法打败日军，抗战是长期艰苦的，不得不未雨绸缪，做出迁都打算，同时决定将内地企业包括军工企业向南迁移。
淞沪抗战的进程，证实了蒋介石的判断，大量工厂加紧迁移，搬迁到了武汉。
而同年八月，江西马当要塞失守，马当要塞失守，长江门户顿开，日武汉危在旦夕。
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下令将那里的民用和军工企业向四川搬迁。
在"中国船王"卢作孚的指挥下，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30多家大型工厂通过水路完成了搬迁，其中搬运机件材料25.7万吨，其中军用器材在12万吨以上，几乎集中全国所有的兵工业、航空业和轻工业的完成了大迁移，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撤退”。
之后，又有大量工厂搬迁到了后方，共计有5266家，资本达48亿元（技术人员和一箱工人36万）。
其中，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厂3195家，占全国工厂总数六成以上。
这些工厂产能可观，年产动力机7500台、电动机1万余台、小型发电机4000台，在大后方形成了月产手榴弹30万枚、炮弹7万发、机步枪上千套、炸弹千余枚的军工生产能力。
包括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和汉阳火药厂等十几家枪械、弹药、钢铁厂组成的重庆兵工厂，是中国军队抗战军备的主要来源。
从1938年建厂到抗战胜利，重庆兵工厂共生产步枪29.45万支，轻机枪1..2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75万挺，火炮1.43万门，各式掷弹筒6.79万具。
总之，大后方的军用、民用企业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持，构成了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对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兵员支持
战争不但是资源的打拼，更是兵员的较量，抗战期间大后方在国民政府控制下，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
四川是人口大省，四川（包括重庆）人口是5274.4万，出川抗战的军人350万川军，出兵比例为1比15；其中有64万多人伤亡，其中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
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川人服工役的民工总数达300万以上，他们在修建机场和公路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广西人口约2000万，共出兵130多万人，出兵比例为1比15；其中约90万被补充到中央军中，其余近40万全部被补充到桂军以及像部分粤军等常年在广西作战的其他地方军阀部队。
抗战时期贵州全省人口是1060万，是南方各省人口最少的省份，贵州抗战出兵75万，比例为1比14。
抗战中，贵州也出动了数十万，在修建滇西公路中付出了沉重代价死伤2.2万人。
提供经济和物质支持
四川人民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承担了全国50%的财政支持，四川供给的粮食总数在8000万石以上，四川供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1943到1943年两年间，四川企业生产煤炭414万吨,钢铁610万吨；向前线提供食用油28万吨，面粉500万袋；棉衣132万件，布匹300万匹；皮革12万张，军用皮件180万件。
四川的轮船公司两年间先向前线运送军队60万人次，军用物资27万吨，难民36万人，商用物资20万吨。
培养大量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了工厂，众多军校也搬迁到了大后方。
其中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步兵学校、中央防校情训班、兵工署第十一技工学校、海军学校等，为抗战输送了大量人才。
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为例，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一个开办了8期，毕业学生3万余人，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奔赴前线参加了抗战。
大后方的几所军校先后有1万多名学生在抗日战场上阵亡，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光如此，搬迁到大后方的其它大学也为国家培养大量人才。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国务院、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10多家高等学府研究机构陆续从北京、南京、上海辗转搬迁到了昆明，于1938年4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由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钱穆、钱钟书、周培源、林徽因，吴晗等专家、大师执教，培养出大量人才。
如获得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等4位科学家。
总之，抗战时期，因为有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的浴血奋战，才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有了巩固的大后方，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我们的抗战才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大西南”那就大错特错了，1940年6月，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关麟征第15集团军，紧急从湖南调往云南布防，就足以说明云南根本不是安全的。当时日军已从越南北部窥视滇南，迫使重庆军委会不得不调中央军关麟征部南来（后番号为第9集团军），同时也允许滇军主力卢汉之第60军，从中原战场回防云南，可见是如临大敌。
（刘文辉）
到1942年5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到半年，随着第一期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大败，日寇跟踪追击由缅入滇，差点突破怒江直逼昆明，幸宋希濂拍马杀到堵截成功，尽歼窜入江东之敌，进而形成隔江对峙，即便如此，怒江以西的滇西国土，还是沦陷了两年多之久。所以说，滇南和滇西的中日两军对峙说明，在抗战时期云南并不是安全的大后方。
广西呢？1939年秋天，为了切断由越南到广西内陆的公路运输，日军纠集第5师团、TW旅团等部队发起“南宁攻略”，一举在广西南部登陆成功，不但攻占了重要城市南宁，还一路北上控制了桂南要隘昆仑关，由此爆发了抗战中期著名的的“昆仑关战役”。杜聿明第5军和日寇第5师团厮杀旬月两败俱伤，虽然收复了昆仑关，但是第5军基本打残了，所以整个“桂南会战”中国军队其实是失利的。
（宋希濂）
昆仑关大捷的背后，其实更要命的是不久以后日军增兵，昆仑关又丢了，日军只是因为兵力不足，才没有继续向广西纵深挺进，在昆仑关以北对峙了一年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一度撤离桂南，重庆方面和桂系都以为广西从此是可靠的大后方，所以把陆军大学等重要机构、大批美援武器装备和弹药汽油都储存在桂西山区，连桂林都繁荣的不行，一片歌舞升平。
结果1944年日军再度发起大规模进攻，也就是重庆方面的“豫湘桂大溃败”，看看那三个省的名字，就知道广西这次没有幸免。日寇第11军从湖南突入，另以第21军从桂南包抄，桂林、柳州相继沦陷，桂西地区大批军用仓库被毁被掠。广西当时全省99个辖县，先后有67个县沦于敌手，沦陷率高达68.6%，谁再说广西是抗战大后方，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杜聿明）
豫湘桂会战之“桂柳战役”后期，由于中央军和桂军一路溃败，前线日军已经杀红了眼，抗命越过黔桂边境突入贵州省境（日军没有占领贵州的计划，是要控制广西境内的铁路和摧毁桂柳地区空军基地），一路攻陷独山等县城，引发贵阳和重庆震动。这也是抗战时期的至暗时刻，国民政府已经准备继续西迁，因为老蒋摸不清楚日本人进攻的终点在哪里。
一些军事爱好者也没有弄清楚抗战期间大西北的局势，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武装割据、跟苏联的特殊关系以及政治立场的反复无常，所以面积虽大，却不可能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青海和宁夏是“马家军”马步芳和马鸿逵的老巢，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度大打折扣，西藏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政治情况复杂，也不适合于作为军政后方，诺大西北五省区，真正控制在国民政府手中的其实只有甘肃，也就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
（胡宗南夫妇）
之前撰文介绍过，胡宗南军事集团40万大军驻扎西北，始终没有投入其他战场的深层原因，除封锁和包围陕甘宁边区外，确实有威慑盛世才和镇慑二马之意，也就是说，大西北虽然没有日军侵入，但实际上政治情况非常复杂，加之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并不能视为抗战的可靠大后方。1944年豫湘桂会战后期，由于日军杀入豫西威胁潼关，在西安的许多军政机构已经行李打包，准备逃往川北的汉中去也。
那么在抗战最黑暗的1944年初，国民政府打算继续迁到哪里呢？西康，现如今已经取消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划，它与四川、云南、西藏和青海四省（自治区）相接壤，曾经的管辖范围包括现在的四川甘孜州、凉山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市、林芝市等地区，最多时辖有46县338万人口，省会则曾先后设于雅安、西昌等市。
西康原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刘文辉1928年就已经被任命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后来在与刘湘争夺四川霸权的战争中失利，所部彻底退入西康，1933年8月17日，刘文辉于雅安发出通电，宣布“驰赴西康，致力国防”，其实就是表态弄不过刘湘了，退回西康一隅以自保。而刘湘也没有赶尽杀绝，自此，刘文辉在西康形成了军阀割据状态。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同时调川军大部出川抗日，遂逐步完成了对四川的彻底控制，当然也对西康省不会放过，1939年2月14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营”，由张笃伦担任行营主任，标志着中央军势力开始渗透进了西康。然而，刘文辉实行了“经济上开门、政治上半开门、军事上关门”的强硬路线，使中央军的正规部队一时无法真正进入西康，从这个层面来说，刘文辉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实力，却不利于抗战大局。
（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1942年以后，老蒋命令刘文辉第24军入藏，另以中央军两个师进入西康接防，刘文辉不从，双方一度剑拔弩张，只是由于抗战形势紧张以及刘文辉与当地少数民族头领关系密切，才没有真正爆发内战而已。如果1944年日军在贵州继续深入，那么国民政府迁入西康必成定局，刘文辉即便想反抗，恐怕也抵挡不住中央军精锐部队的“换防”。所幸日寇已是强弩之末，在汤恩伯的部队追击开始前，已经奉命撤退。
因此说，如果真正了解抗战时期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军政局势，以及侵华日军的侵入态势，完全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抗战时期真正的大后方只有一个名词两个地方：川康。
（借一张地图）
新疆和兰州等地。特别是新疆，不仅日军未踏上一兵一卒，也没挨过一颗炸弹。是抗战大后方和国际援华物资大通道。
西南等地并没有远离战火，昆明、重庆等城市遭到大轰炸，云南的几个县被日寇占领。一度局势非常坚难。
日寇在侵华战争期间，封锁了从鸭绿江口到红河口的中国全部海岸线，迫使国际援华路线一再西移，从香港——越南海防——滇缅公路——驼峰航线——新疆。
最艰难的时候，新疆南疆的各族群众用骆驼，马匹翻越昆仑山口托运抗日物资，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战是多么艰难残酷，胜利是多么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