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亚历山大·杜金，翻译/薛凯桓】
第十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作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新增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6个国家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至此，多极世界核心的形成实际上已经接近大功告成。
尽管金砖国家（其前身为金砖四国）是由半边陲国家（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上所有国家分为“核心经济”“半边陲经济”和“边陲经济”三种国家）或“边陲国家”的有条件联盟，但这些不属于西方集团（北约和欧盟）的国家之间却能做到求同存异，展开友好的对话。
与美国主导的、尊卑分明的单极世界秩序所不同的是，金砖国家勾勒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轮廓。如果说西方文明自认为是唯一的、历史终结性的排他性文明——这也是其全球主义和单极秩序的本质，那么金砖国家就是有别于西方、主权独立的文明。金砖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完全独创的传统价值体系，并能抵御西方的意识形态入侵。
第十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决定扩员
金砖四国最初于2006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倡议下成立，当时只包括四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让我们来捋一捋这些国家：巴西——南美洲最大的强国，也是拉丁美洲文明的最强者。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本身就足够大，足以被视为单独的文明。但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俄罗斯是欧亚大陆的排头兵，是欧亚之间的“大空间”与“真空地带”。中国对东南亚的辐射力极强，在东亚地区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印度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境外，其努力并渴望将手伸展到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地。
当南非于2011年加入金砖四国时（金砖四国至此改名为金砖国家集团，南非成为“BRICS”里的那个“S”），金砖国家集团补足了在欧亚大陆上的最后一个短板：非洲综合实力最强的南非加入了金砖国家，至此，金砖国家集团的足迹遍布了欧亚非三大洲。
7个文明（1对6）
而此次金砖国家的扩员，则标志着多极化俱乐部的最终成立与多极世界秩序的雏形出现。
伊斯兰什叶派伊朗、逊尼派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三个伊斯兰国家的加入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样，以逊尼派和什叶派为代表的整个伊斯兰文明，直接参与到了多极世界的秩序中来，伊斯兰文明的利益自此得到了保证。
此外，与葡萄牙语国家巴西一起，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西班牙语国家阿根廷，也加入了金砖国家集团。早在20世纪中叶，理论家们就将南美洲假设为一个统一的大空间，巴西和阿根廷两国的联系是这一大空间的基石。阿根廷著名左翼人士胡安·庇隆将军和巴西前总统热图利奥·巴尔加斯认为，南美一体化中，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历史性和解是第一要义。巴阿联合的目标如能得以实现，拉美世界一体化进程将不可逆转。这正是南美洲两个主要国家——巴西和阿根廷加入多极俱乐部的核心目标。
埃塞俄比亚的加入也极具象征意义。这是唯一一个在整个殖民时代保持了主权独立的非洲国家，并保留了其独立和独特的文化（埃塞俄比亚人是最古老的基督教民族）。埃塞俄比亚正在与南非合作，加强其在非洲大陆多极俱乐部中的影响力，它的加入能够有力填补金砖国家在东非、北非地区的权力空白。
事实上，在金砖国家的新组成中，笔者能够提炼出该组织完整的架构模式，那就是将世界上的所有极点——所谓的“边缘文明”、地缘政治板块之间的“真空地带”团结起来。西方对此恨之入骨，它们拼命维持其霸权和单极生活方式，而金砖国家正是其单极秩序的最大敌人。但现在，西方面对的不是分裂、混乱和充满内外矛盾的单个国家，而是人类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的力量，这一力量决心建立一个多极世界。
这个多极世界将由以下文明组成
1.西方（美国+欧盟及其附庸国，其中包括曾经骄傲而自成体系的日本，如今它只是美国的附庸）；
2.中国（包含台湾）及其周边国家；
3.俄罗斯（作为整个欧亚空间的整合者）；
4.印度及其势力范围；
5.拉丁美洲（以巴西+阿根廷为核心）；
6.非洲（南非+埃塞俄比亚，一南一北，以及受法国殖民影响的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等，若这些国家能成功将法国势力赶出西非，西非也必定将会有一个国家进入金砖国家集团）
7.伊斯兰世界（其内部包含两个版本，什叶派的伊朗、与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
这个世界的根本矛盾是1对6的矛盾。西方——7个文明中的最强者，声称其拥有霸权并意图永远保持这种霸权，而另外6个文明则否认其这一权利和“历史的终结”，只接受多极世界的生活方式，只承认西方与其他文明一样是其中之一，而不是例外的排他性文明。
多极化的趋势是极为明显的，现在是时候仔细看看这些文明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所处的境地了。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际上每个主权文明对于历史的结构、历史的性质、历史的方向和“历史的终结”都有自己的想法。与曾雄心勃勃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相反，每个主权文明都以自己对“历史终结”的理解、解释和描述来形成自我认知，并以此来推动社会的运转。
每个文明对于“世界末日”都有自己的理论
多极世界的每个文明极点，即每个大文明圈都有自己版本的末世论，有些比较明确，有些则不太明确。
“末世论”是有关于世界末日或“历史终结”的学说。末世论是宗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有世俗版本。任何关于历史进程的线性发展及其假定终点的概念，都可以被视为“末世论”。
多极世界由多种文明或“大文明空间”组成，具有完全独特、独创的传统价值体系。一个文明就是一个极点（文明由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极点则是一个文明力量的体现。每个文明对历史进程的本质、方向和目的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也有自己的末世论。
在一些“大文明空间”中，甚至存在着多种版本的末世论，以及一些相对较小的政治组织，它们的影响力无足轻重，但有时却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甚至是发达的末世论。
让我们用最笼统的术语概述“末世论”的不同类型。
西方末世论
西方基督教的末世论
西方基督教最初具有与东方基督教相同的末世论教义，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基督教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包括新教）的教义中，世界末日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世界及其历史是有限的，而上帝是无限的。基督正式降临后，世界将走向末日，基督降临这一事件被认为将在“末日的日子”之后再发生。
基督教会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为时间、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审判”及“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做准备的历史。基督教教导人们说，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前，将会出现普遍的背离信仰的现象（叛教），各国将背离基督和他的教会，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后来，人类将彻底堕落，权力将被敌基督、魔鬼的使者“灭亡之子”夺取。
“敌基督”不会统治太久——其统治只会持续3.5年。之后，返回地球的圣徒和先知伊利亚和伊诺将谴责他，基督将第二次降临，最后的审判将会爆发。这种“末世论”在基督教教义中是铁一般的律条，每个基督徒都必须相信这个故事。
基督教“末日审判”的末日论
与此同时，逐渐脱离基督教单一主干的天主教认为，教皇权威下的天主教会“上帝之城”是基督徒的最后据点，因此教会不应与世俗达成任何妥协。梵蒂冈的“神权政治”和世俗君主的“人权政治”之间存在一场精神层面上的战争。而在东正教的教义中，与天主教相反，“敌基督”者的主要堡垒正是天主教廷掌控下的“永恒之城”罗马。
传统的基督教末世论和这种比较悲观的历史观曾在中世纪的欧洲盛行，直到文艺复兴开启新时代为止。这是未受现代精神影响的传统天主教徒思考世界运行规律的核心世界观，而在现在的西方，持有这种观点的已经越来越少。
新教的末世论更加离奇。在德国明斯特的再洗礼派和捷克的胡斯派教义中，基督再降临之前，人间会先实现普遍平等（所谓的末世共产主义），并废除阶级等级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其他新教教派也有许多光怪陆离又区别很大的末世论教义。
近年来，在现代化和白左政治正确的影响下，许多新教教派和英国圣公会都修正了末世论教义，彻底打破了古老的基督教传统。
共济会末世论：进步理论
现代西欧文明的起源是欧洲共济会，这里诞生了“社会进步”的思想。社会进步的观念社会进步的思想拒绝所谓的背道、敌基督、最后的审判、死人复活以及灵魂的种种存在，认定人是世间劳作、享乐的唯一主体，这与基督教对历史的理解是直接对立的。
共济会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必然趋势，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了几个阶段。一开始是野蛮时代（而不是基督教义里的“人间天堂”），然后是野蛮社会（而不是教义中的“传统社会”），然后是文明社会（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即基于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世俗无神论社会）。
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从对神明的传统信仰到对自然的人文崇拜，再到科学、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多个阶段。此外，保守的共济会（如苏格兰大共济会）世界观，通常止步于对自然的人文崇拜（即自然神论，承认一个非人格化、非具象的化“自然上帝”，类似于中国道教的“道”）。
而更具革命性的法国大东方社（法国共济会组织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共济会组织，诞生于1773年）则呼吁在人文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即彻底废除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如果说苏格兰大共济会是为了实现古典自由主义（即亚当·斯密设想下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为大资本服务），法国大东方社和其他具有革命性质的共济会就是为了实现进步版本的自由民主（核心要义是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和资本从大资产阶级到中小资产阶级的重新分配，目的是在资产阶级内部实现平衡）。
被认为是“深层国家”在幕后操纵世界局势的共济会
但在共济会的这两个版本中，我们也隐约能看到一个明确指向历史终结的向量，即指向现代进步的全球文明建设。以资产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现代全球文明建设被认定为“历史的终结”，这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两个版本——保守主义（致力于本国的现代文明建设）和自由主义（致力于对外输出“民主”）的发祥之源。
英格兰：第五君主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在犹太人圈子（特别是荷兰著名犹太拉比玛纳西·本·以色列）和安息日主义（针对圣经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的摩西十诫第四诫关于安息日的戒律规定，基督教徒曾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应严守教条，一派则认为不需要严格遵守第四条的规定。严守教条一派的思想被称为“安息日主义”，形容比较原教旨的基督教徒及其思想。）的影响下，第五君主制理论在克伦威尔及新教环境的影响下诞生了。
在西方世界观中，世界有四大王国：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他们为传统基督教教义作出了卓越贡献。英国革命期间，克伦威尔认为四大王国的基督教教义已经不足以适应现实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在罗马衰落之后弑君（对于新教徒来说这意味着拒绝承认教皇的权威并推翻君主制），第五王国将应运而生，成为新的基督教圣国。
此前，葡萄牙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理论，其基础是葡萄牙建立海外殖民帝国和圣化“沉睡国王”塞巴斯蒂昂（著名的葡萄牙国王，其率领军队与摩洛哥军队交战，在撤退时溺死于马哈赞河，终年24岁，他死后第三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葡萄牙人为纪念他，不愿承认塞巴斯蒂昂已死，认为他“只是失踪和沉睡了”）的需要。认为葡萄牙是“第五君主国”的版本在葡萄牙犹太人拉比（如马拉诺）和流亡到荷兰和巴西的犹太人中广泛传播。上述的玛纳西·本·以色列就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这一理论从他那里传到了英国新教徒和克伦威尔的核心圈子中，并深受认可。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克伦威尔本人就是第五君主国未来的“世界君主”。第五君主理论的特点是废除天主教、君主世袭、贵族等级制度，并预言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必然胜利。
其延续是“英国以色列主义”（British Israelism）。这种理论宣称英国是“以色列失落的十个部落”的应许之地，认为英格兰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是“新以色列人”，将接替以色列人统治世界、传播基督教义。“新以色列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统治时代将在四大王国时代之后正式开启。这种理论与传统的基督教末世论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第五君主制理论意味着传统基督教王国的毁灭和“选民统治”的建立，这成为了如今西方民主选举制的思想本源。
极端的新教教派从英国将这些思想传播到了美国。狂热的新教徒发展了这一思想，认定美国才是真正的“第五君主国”。美国版本的末世论自此从威廉·布莱克（英国诗人、艺术家和版画家，其被视为浪漫主义诗歌史和视觉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神话故事中诞生（在《美国预言》中，美国的形象是从旧神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巨型兽人），布莱克也是“英国以色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布莱克在他的诗《耶路撒冷》中表达了这些思想，这首诗是英国的“非官方国歌”。
美国：非理性主义
在美国，“英国以色列主义”和“第五君主制”的思想在一些新教教派中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非理性主义”潮流，其发展的基础是普利茅斯兄弟会（以传教士约翰·达比为代表人物）和《斯科菲尔德圣经》（Scofield Bible），后者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将新教各派对末世论的不同解释纳入到了圣经文本中。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但在宗教历史上，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
非理性主义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新教徒是天生的选民，并将所有关于犹太人的预言都移花接木到了他们的身上。根据教义，人类目前生活在最后一个“理性时代”的末期，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很快就会到来，在此之后，所有信徒都将被带到天堂。
但在此之前，基督徒们还将有一场与“罗什，米迦和富瓦拉之王”的战斗（也就是世界末日）。所谓的罗什，米迦和富瓦拉之王，是圣经中被预言将要从北方进攻以色列、彻底毁灭基督教世界的邪恶势力。从19世纪至今，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圣经中所预言的这个“基督毁灭者”。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在最后的审判来临前，俄罗斯必然会入侵以色列，在那里俄罗斯将与“第五君主国的选民”（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战斗，然后俄罗斯会被盎撒人打败。在这之后，犹太人会大规模皈依新教，进而进入天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思想在政治上与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相连，成了美国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
法国：伟大君主末世论
在法国，早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之初，“伟大君主”版本的末世论就诞生并得以发展。这种理论声称，在时间的尽头和历史的终结，一位由上帝选择的、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法国“伟大君主”将出现并拯救人类，这一理论的现实基础是罗马教会的衰落、新教的诞生和法国王庭加强王权的需要。
伟大君主版本的末世论是以法国本国的利益为中心，价值观偏向保守，在神秘主义风行的法国贵族圈子颇受欢迎。与传统天主教末世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扮演基督教世界救世主角色的既不是基督，也不是梵蒂冈教皇，而是法国的世俗君主。
一些法国神学家认为戴高乐主义是伟大君主末世论世俗、简化、为地缘政治服务的版本。戴高乐将军主张欧洲各国（主要是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统一，反对北约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霸权。法国作家吉恩·帕鲁维斯科（J. Parvulesco）称伟大君主末世论为“戴高乐主义的神秘维度”。
遗憾的是，如今法国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共济会末世论所主导，其含义与伟大君主末世论恰恰相反，是为了维护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统治，这是如今法国统治阶级决定追随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
意大利：吉伯林派和猎犬
中世纪时期，罗马王位与皇权的对抗——尤其在查理曼称帝后变得极其激烈，这导致了教皇的支持者圭尔夫派和皇帝的支持者吉伯林派在政治上的极端对立。两派在意大利的势力庞大，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只有在获得他们任意一派的支持后，才能名正言顺地登上帝国皇帝的宝座。
著名的文艺复兴诗人但丁是吉伯林派的支持者，他在《神曲》中阐述了吉伯林派的末世论教义，即在圭尔夫派的暂时统治和天主教会的彻底堕落之后，一位认同吉伯林派的圣明君主将来到欧洲，而他将带领西方文明走向道德和精神上的复兴。但丁以猎犬（veltro）的形象来代表这位君主，并称其为“领导者”。但丁在另一篇文章中概述了世界君主制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末世论主题与君主权力被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与天主教会联系起来。对于但丁来说，法国的君主制是站在“敌基督”一边的，罗马教皇也是如此。
德国：黑格尔与历史的终结
末世论的原始版本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诞生的。他将历史视为人类精神在自然中分散的辩证过程，精神粒子在自然中散发后又在人们的聚落中重新聚集，由此形成了人类历史。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一过程的终点应该是在普鲁士君主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黑格尔在世期间，德国统一的事业还尚未完成）。在这个开明且统一的君主制德国中，精神历史的循环将会最终结束，人类将进入历史的终结。
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和俾斯麦主义的诞生，后来又以扭曲的形式影响了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黑格尔在哲学语境中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理论，将基督教末世论与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君主集权制结合了起来。
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著名的天主教徒）则将君主制帝国的概念，与东罗马帝国对教义解释权的垄断行为联系了起来。“垄断释经权”是东罗马帝国世俗权力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做法在9世纪被法兰克皇帝查理大帝所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思想也与吉伯林派的主张部分吻合。
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把黑格尔头足倒立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又颠倒了过来，建立了共产主义理论（这也是历史终结的一个版本）。而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科热夫则试图将历史的终结与全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全球胜利等同起来。需要注意的是，与他的继承者、批判者相比，黑格尔本人是一位末世论论调的德国中心主义与君主主义者。
伊比利亚：哈布斯堡王朝和全人类的福音传播
西班牙、葡萄牙版本末世论产生的现实基础，是美洲殖民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查理五世及其王朝的继承者问题。在一些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中（如《伪美多德启示录》，这是一篇成文于8世纪末期、用叙利亚语写成的末世论著作），世界末日的标志是基督福音向全人类的传播，以及在天主教国王的指挥下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基督教帝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使人们有理由将哈布斯堡统治者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视为世界君主角色的有力竞争者，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视为“世界性基督教帝国”的现世。
哈布斯堡王朝的欧洲版图
这个天主教君主制版本的末世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国相似，与法国不同的是，它吹捧的是法国王庭在政治上的老对手哈布斯堡王朝。著名的美洲探险家哥伦布在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伊莎贝拉和斐迪南统治时期，就是末世论世界帝国的支持者。他在其宗教著作《预言书》中表达了他的末世论观点，该书于哥伦布开始第四次美洲之行的前夕截稿，在他结束探险并返回西班牙后正式完成。时至今日，《预言书》仍然在伊比利亚地区的宗教人士中颇具影响力。
波旁王朝取代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西班牙后，这种末世论就此失去了现实基础。但他们的影响力仍在，我们可以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圈子中找到这一思想的蛛丝马迹。在伊比利亚地区，坚信这一理论的基督会士也有着相当的数量。
葡萄牙语版本中的末世论及巴西的分支理论，在类型上与这个版本的末世论相似，这里就不再多作赘述。
以色列：弥赛亚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以色列1948年在巴勒斯坦成立，其成立的宗教意义是实现了两千年以来苦苦等待的犹太侨民返回故地的末世愿望。与传统基督教版本末世论不同的是，犹太末世论强调“选择”。根据教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在弥赛亚到来之后，犹太人作为选民将统治世界，这是对犹太人末世论的最好解释。犹太末世论描绘一神教传统中世界末日思想的主要情景，是所有版本末世论的基石。
现代以色列在宗教意义上，是作为一个为弥赛亚的到来而做准备的国家而创建的。这种宗教意义不可忽视，如果忽视了这种宗教意义，那么以色列的存在将完全失去意义，特别是在犹太人自己的眼中。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以色列不能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文明，其国家规模在全面参与全球末世进程所必需的大国体量面前，实在过于不值一提。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新保守派和非理性论新教徒的合流，以及上个世纪犹太人在共济会会所中的角色，犹太侨民对西方统治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的影响，我们就能以管窥豹看出他们的能量。盎撒与犹太末世论的合流是末世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耶路撒冷旧城
卡巴拉主义（犹太教中的一种神秘主义派系，主要观点是宣传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神秘的启示”）则是这其中的代表性存在。对于犹太人居无定所、流离各国的状态，卡巴拉主义对犹太人迁徙现象的解释是为了追随流放中的“Shekinah”（也就是“上帝的存在”）。
在犹太人大迁徙开始时，大部分犹太人集中在中东地区。然后开始向北方和高加索地区（可萨汗国）分散。从那里，“上帝的存在”向犹太人们指明了通向西斯拉夫、波罗的海和东斯拉夫的道路，促使他们开始大量向这些地区转移。随后，犹太人开始深入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的塞法迪犹太人则开始向荷兰和美洲殖民地扩张。
最后，大多数犹太人集中在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相比，美国的犹太社区既团结又数量庞大。所以犹太人们认为“上帝的存在”留在了美国，并指引犹太人在此扎根定居。以近年来，美国犹太人逐渐掀起了迁徙回以色列的“回乡”浪潮，犹太教徒们认为，这意味着“上帝的选择”在经历了两千年的循环后又再次回到了以色列，以色列最终将成为所有犹太人的最终乐土。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将是“第三圣殿”的出现和弥赛亚的到来，这就是犹太末世论的核心逻辑。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在周边进行的政治操弄中捕捉到犹太末世论的影子。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认同犹太末世论的观点，这种人在以色列和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中占有很大比例。任何犹太人，无论他身在何处，无论他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立场，都能意识到现代以色列国家为末世服务的宗教本质，以及其政府相应的深远目标。
东正教国家的“正统末世论”
希腊：大理石之王
东罗马帝国灭亡和奥斯曼帝国占据小亚细亚后，希腊东正教对复国的渴望，使得他们形成了“大理石之王”终将到来并拯救希腊的末世论版本。
所谓的“大理石之王”是指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戈斯十一世，根据民间传统，他被称为“大理石之王”。据希腊的民间传说，帕里奥洛格斯在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并没有死去，而是被天使带到了大理石门前，在那里等待着自由并重归人世。希腊人认为，他一定会归来并带领东正教和希腊人免受异教徒的压迫。
东罗马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
而在希腊末世论的其他版本中，拯救希腊的神圣使命被托付给了“北方的红发国王”，18世纪有许多希腊的东正教修士将之理解为俄罗斯沙皇。
这是东罗马帝国时期东正教经典教义影响力的体现，也是希腊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石。希腊本土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即使是在奥斯曼统治时期，也保留了这种末世论的成分。遗憾的是，在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之后，希腊也开始按照西欧共济会的自由民主模式去建立新国家，完全放弃了东罗马帝国的传统。
俄罗斯：第三罗马、沙皇、宗派主义、共产主义
在俄罗斯，末世论在15世纪末才真正作为一种理论而形成，即沙俄是第三罗马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基督教世界的正统就转移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成为了新的也是唯一的东正教帝国的核心——即第三罗马。因法统的转移，莫斯科大公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他不再只是单纯的一国之王，而是全罗斯人的沙皇、瓦西里乌斯（意为“万王之王”，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呼）、俄罗斯帝国的皇帝等等。
俄罗斯版本的末世论认为，在接过东罗马帝国的法统之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使命就是延缓“灭亡之子”（俄罗斯对反基督教者的称呼）的到来，并千方百计地消灭他们。这构成了俄罗斯末世论的核心，它正式确立了俄罗斯人民是“上帝承载者”的地位。
俄罗斯-第三罗马的观念，在彼得大帝及其追随者的西化改革时代曾一度被遗忘，在斯拉夫派的影响下于19世纪再次复兴，并成为俄罗斯东正教的核心思想。
沙俄崩溃之后，末世论被旧礼仪派（俄罗斯东正教会官方称之为“分裂派”，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分支。1666年正式从俄罗斯正教会分裂出去，是笃信东罗马东正教、拒绝一切宗教改革的原教旨派别）和宗派主义者（俄罗斯东正教中各种异端派别的统称，在俄罗斯正教会的定义通常是邪教分子）所接受。不同的是，旧礼仪派普遍认为第三罗马即俄罗斯的衰落已经不可逆转，而宗派人士则相反，他们相信“俄罗斯的基督”即将到来，第三罗马必将继续繁盛。
俄罗斯东正教领袖大主教基里尔在莫斯科一座新的大教堂举行礼拜仪式
布尔什维克采用了宗派主义相对乐观且世俗化的末世论版本，并将其隐藏在带有黑格尔历史终结论调的马克思主义末世论版本之下，以共产主义的末世论版本代替了旧有的沙俄末世论，承诺将共产主义苏联建设成繁荣富强的新罗马。苏联末期，共产主义末世信仰逐渐消失，政权和国家分崩离析，俄罗斯也再次陷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迷惘。
讽刺的是，俄罗斯版本的末世论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再次成为了俄罗斯社会的热门话题。这并不令人意外，俄乌冲突的爆发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共济会自由主义和犹太末世论）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随着对抗的加剧，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需要拥有能够代替共产主义信仰的意识形态，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末世论团结社会、凝聚人心的意义就体现了出来。
伊斯兰世界的末世论
逊尼派：第十二位神圣领袖：伊玛目·马赫迪
在伊斯兰逊尼派的现存教义中，没有对世界末日的详细描绘。但逊尼派中也有类似的末世论版本，那就是“代替真主的十二圣人”
相传，全能的真主曾向穆斯林社会展示了他的仁慈，他任命了十二位纯洁的伊玛目（阿拉伯语中意为“领袖”），他们将在真主的使者离开并前往另一个世界后，接管穆斯林社会的领导权。而在此之前，11位真主钦定的伊玛目都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只有第十二位伊玛目仍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名为马赫迪。直到现在，虔诚的穆斯林仍然在等待最后一位伊玛目马赫迪的到来。
逊尼派教义中的先知与四大哈里发
尽管关于伊斯兰第十二位伊玛目马赫迪的传说早已模糊，然而，这个传说是真实存在的，在伊斯兰教的圣训中，这位马赫迪被相当详细的描述过。根据圣训，马赫迪将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军事政治的领导人，他将恢复正义、秩序和虔诚，而正义、秩序和虔诚的到来将标志着时代的终结。他将击败达加尔（Dajjal，意为骗子）并建立起正统的伊斯兰统治。
这种思想在伊斯兰世界中影响深远，就连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和其支持者也炮制过一种特殊版本的伊斯兰末世论。伊斯兰教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都声称过马赫迪的出现甚至自称马赫迪。比如，最近土耳其私营军事公司SADAT的领导人阿德南·坦里维尔迪（Adnan Tanriverdi）就曾声称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马赫迪。
伊朗：更真实的马赫迪
在什叶派中，马赫迪的形象更丰满、真实一些。末世论也是什叶派政治和宗教教义的基础。什叶派认为只有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追随者，才是伊斯兰世界的合法统治者。什叶派相信最后一位伊玛目并没有死，而是作为阿里的追随者隐匿了起来。他将在世界末日再次出现，这将是什叶派崛起的开始。接下来，基督也将出现，他将与马赫迪一起与“达吉达尔”（阿拉伯语中的“反对者”，意为反对真主的人）战斗，在世界末日之前短暂地建立一个公平的秩序
这种理论受到绝大多数什叶派教徒的认可。在伊朗，它甚至是官方意识形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伊朗的政治战略和外交政策。
什叶派末世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伊朗在前伊斯兰时代的拜火教传统。拜火教拥有一个关于周期变化及其将在大复兴中达到顶峰的成熟理论。在“大复兴”中，“救世主”萨什奥扬特（Saoshyant）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拜火教的预言中，他注定会从最纯洁的圣母那降生，并在最后的战斗中战胜阿里曼（Ahriman，在伊斯兰教世界中代表着绝对的邪恶，是纯正的魔鬼）的军队。
古代伊朗关于光明（Hormuzd，霍尔木兹德，拜火教的至高崇拜对象，是宇宙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统治者，也是霍尔木兹海峡名称的来源）和黑暗（阿里曼）之间斗争的教义始于真实的历史，而最终光明一方即古伊朗人的胜利成为了拜火教末世论教义的基础。但无论如何，拜火教对什叶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影响使伊朗末世论变得如此尖锐和明确，这体现在伊朗锋锐的政治风格和极具进攻性的外交政策中。
东南亚
印度：卡尔基
在印度教中，世界末日的景象并不受重视。尽管如此，印度也有自己的末世论。
佛教中与时轮金刚体系相关的一些宗教著作，讲述了香巴拉（梵语中意为“理想乐土”）神秘国家国王的故事。与人类社会不同，香巴拉是真正的人间乐土。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时刻，香巴拉的其中一位国王——卡尔基（Kalki），也是毗湿奴的第十个化身，将出现在人类世界并与卡利时代（印度教中一个时代周期的四时代中的第四个时代，也是最差的一个时代，该时代充满罪恶，人性彻底堕落）的恶魔战斗。卡尔基的胜利将结束黑暗时代，并意味着人类社会新的开始。
卡利时代被认为是印度文明道德、传统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全面衰落的时代。尽管印度的传统与该国的历史沿革相当脱节，但末世论在印度文化和政治中却也存在并有着相当的能量。
印度教中灭世神湿婆
在现代印度，受欢迎的保守派政治家兼总理莫迪被一些保守主义人士视为神圣的化身，即“卡尔基”本人或他的先驱。
佛教：未来佛
佛教传统中也有末世论的主题，它认为时间的结束就是未来佛即弥勒佛的到来。弥勒佛的使命是领导佛教和佛教徒的精神生活，并使人类转向觉醒并实现自我救赎。
佛教的传播建立在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其与印度支那一些国家的神道教传统相结合。神道教传统以“神道”为中心，对未来佛即弥勒佛的皈依，是这些国家政治运动和民众起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打倒魔鬼，迎接佛陀”是民众们惯用的口号。
有时，佛教末世论甚至能与共产主义合流，经典案例就是柬埔寨、老挝甚至越南等国奇特的政治制度。
中国：天命
末世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主流派别——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几乎不存在。但与此同时，它在中国道教和三教合一的潮流中得到了一些细节上的发展。
根据道教的生死循环观念，世界历史就是中国统治王朝的更迭史。这种变化的原因是道家所说的“天命”的丧失，中国的每一个合法王朝都有义务接受和维护这一天命。当“天命”的授权到期时，中国就会开始混乱、内战和动荡。只有新王朝得到新的天命时，才能挽救这种局面。
中国人自己将中华帝国视为宇宙循环的具象化，王朝更替则代表着宇宙循环本身。在中华帝国，人类社会和自然没有清晰的界限。因此，王朝周期也可以是衡量纪元的宇宙周期。
中国传统不认为世界末日的出现会是绝对事件，但认为世界秩序在任何方向上的任何偏离都需要对等的恢复，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盛极而衰”。这一理论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隐约的贡献，并且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非洲
加维与黑人共济会
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way）是牙买加人，他将共济会进步主义应用在黑人，呼吁全世界的黑人团结起来反抗白人。
为此，加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重建了“回到非洲去”运动，致力于将美洲黑人送回非洲大陆。“回到非洲去”运动始于1820年，这一政治运动建立了一个人造国家——利比里亚。利比里亚的政治制度完全模仿美国，其执政精英也深受共济会的影响。
加维不仅把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解释为一种获得平等的手段，而且也积极宣扬泛非主义和黑人优越论。加维认为，经过几个世纪的奴隶制剥削，深受苦难的非洲人有资格至少统治整个非洲大陆，有资格向美国和其他殖民国家索取黑人应得的权力。此外，黑人回归运动的领导核心应当是共济会，但那是只有黑人精英的“黑人共济会”。
哈维的思想是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其极端代表是黑人权力运动（Blask Power）、黑豹党和后来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M。
1968年的黑豹党
大埃塞俄比亚
除哈维外，非洲黑人也曾发展出他们自己原始版本的末世论。与哈维版本类似的是，非洲本土版本的末世论也认为非洲人民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即黑人就是新以色列的思想），并预言了黑人和整个非洲大陆的复兴。非洲末世论将西方殖民和奴役非洲的时代视为对黑人种族的“一场精神考验”，在此之后黑人将迎来“回报期”，从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版本的末世论中，实现非洲复兴的核心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深色肤色的库什特人和闪米特人，埃塞人不认为自己是纯黑人）被视为非洲文明的典范。毕竟，埃塞俄比亚是近代非洲唯一没有被成功殖民的主权国家，无论是欧洲列强还是穆斯林，都没能征服这片土地，埃塞俄比亚人以此为傲。
在这个版本的末世论中，所有的非洲民族都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人的近亲，而埃塞俄比亚君主海尔·塞拉西一世则是“大非洲帝国统治者”的模范。这种思想衍生出了拉斯塔法里运动，是1930年代自牙买加兴起的一个黑人基督教社会运动，后来在非洲和美洲的黑人中也很受欢迎。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很多支持者认为海尔·塞拉西一世是上帝在现代的转世，是圣经中预言的弥赛亚重临人间。
这个版本的末世论，在非洲基督教和基督教化的民族中占据主导地位。埃塞俄比亚人的基督教末世论有着与埃塞俄比亚传统相关的原始特征。与许多基督教版本的末世论相同，麦基希德（圣经·旧约中的“耶路撒冷圣王”）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人的祖先，埃塞俄比亚则被认为是被选中的国家和被选中的人民。这种埃塞俄比亚末世论有着额外的，有时是相当怪诞的一些特征。
黑人伊斯兰教
非洲末世论的另一个版本是在美国出现的“黑人伊斯兰教”。这个教派的教义认为，摩西和穆罕默德都是黑人，上帝在一个又一个时代周期中化身为黑人宗教领袖。这一理论的创始人瓦利·法尔德·穆罕默德（Vali Fard Mohammed）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化身。瓦利·法德·穆罕默德去世后，信徒们仍坚信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终将“从星空中归来。”
该教派也鼓励美国黑人奋起反抗，与美国白人作斗争。瓦利宣称，反抗不仅是为了获得黑人应得的权利，也是为了让世界承认黑人在各大文明中的独有精神和独立地位。
在“黑人伊斯兰教”现任领导人路易斯·法拉罕的领导下，该教派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对非洲黑人穆斯林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埃及：黑色埃及
非洲政治末世论还有一个版本是埃及的“KMT”运动，它发展了非洲哲学家谢赫·安塔·迪奥普的思想。他和他的追随者提出了古埃及是一个黑人国家的设想，从他组织的名字“KMT”就可以看出这一点，“KMT”在埃及语中的意思是“黑土”或“黑人的土地”。安塔·迪奥普认为，非洲所有宗教体系都是埃及宗教的衍生产物，因此埃及必须全面恢复在非洲宗教、政治方面的主导地位。
他的继承者凯米·塞巴则提出了非洲版本的一神教理论体系，该理论是埃及末世论的基础。这种理论认为，政教合一的政府才是一个国家的应有之义，政府是上帝的代言人，表达上帝的意志。凯米还提出了建立社会组织的设想，认为国家日常的社会生活应以一个个封闭的黑人社区——奎罗布（葡萄牙巴西殖民帝国时期逃亡黑人奴隶的定居点的称呼）为基础。
“KMT”运动号召非洲人回归本民族的传统，号召在其他大洲的黑人回归非洲，赶走欧洲殖民者并完全控制整个非洲大陆，主张黑人族群之间互相连结，排斥与其他种族的通婚。“KMT”运动意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场精神革命，以唤醒黑人的民族意识。
在语言、文化方面，“KMT”运动主张恢复古埃及语的使用，并将其作为泛非语言推广到整个非洲。“KMT”运动排斥斯瓦希里语，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使古埃及语逐步替代斯瓦西里语。按照“KMT”运动支持者的说法，黑人是神圣、传统和注定将创造黄金时代的种族。而欧洲白人文明则是一种变态、病态和野蛮的文明，白人文明让物质、金钱、资本凌驾于精神之上，是阻碍世界进步的最大毒瘤。
“KMT”运动认为非洲人和黑人的主要敌人是白人，白人文明被认为是扭曲现代化、殖民主义、拜金主义和精神堕落的承载者。对白人的胜利将是黑人完成世界使命和非殖民化并创造“黄金时代”的关键一步。
拉美
种族末世论：印第安主义
在拉丁美洲国家，许多现存的土著印第安人将族群的恢复（印第安主义）视为殖民化的终结。这种思想的传播广度在不同的国家也有所不同。
许多印第安人认为，印加最后一位统治者图帕克·阿马鲁二世（Tupac Amaru II）的后裔，于1780年领导印第安人在秘鲁反抗西班牙，认为这次起义是印第安人抵抗殖民者的起始象征。
2006年，玻利维亚印第安人的代表埃沃·莫拉莱斯历史性地当选玻利维亚总统，这是印第安原住民首次当选该国总统。在莫拉莱斯当选之后，秘鲁和玻利维亚地印第安原住民开始频频发声，要求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恢复古印第安人对土地女神帕查玛玛的崇拜，并将之立为官方宗教。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末世论与左翼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潮相结合，创造出了融合的教义。它要求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给予印第安原住民应有的权利，恢复印第安人的种群数量和宗教传统。
巴西：塞巴斯蒂安主义
巴西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版本的末世论：塞巴斯蒂安主义，这与葡萄牙的“第五君主国”理论联系紧密。
在葡萄牙被拿破仑占领、葡萄牙王室迁往巴西后，塞巴斯蒂安主义应运而生。该理论宣称葡萄牙的这次迁都并非是偶然事件，巴西这片土地有着特殊的政治和宗教使命。塞巴斯蒂安主义认为，欧洲的葡萄牙丢弃了塞巴斯蒂安国王的传统，走上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从现在起，巴西就接过了塞巴斯蒂安的衣钵，成为了塞巴斯蒂安国王选民“最后的乐土”。
在这种教义的影响下，巴西反对共济会自由主义的保守天主教末世论派策划了多次旨在推翻亲欧巴西皇室的起义，如卡努杜斯农民起义等。
文明末世论的地图
因此，在多极世界中，各种版本末世论相互碰撞或结成同盟，这将是未来世界的核心图景之一。
在西方，世俗模式（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显然占主导地位，并以高度分散的新教各派教义作为补充，这就是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如果我们考虑到完全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欧洲国家的自由派精英，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一种将几乎所有北约国家联合起来的特殊末世论。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应忽视自由主义者常见的激进个人主义理论，该理论要求将一个人从一切形式的集体身份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甚至能让人摆脱性别（性别政治）和对人类物种的归属感（极端动物保护主义）。因此，共济会进步末世论的新元素与“开放社会”理论一起成为了西方社会抛弃性别、支持LGBT、支持后现代和非人类主义（这种思想否定了所有传统宗教和哲学体系所坚持“人类核心”的人文主义前提）的思想根源。
尽管犹太复国主义不是这一末世论版本的直接延续，但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美国新教保守主义者结盟后，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了共济会末世论的核心要素之一。考虑到犹太人对西方统治精英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在将来甚至有可能反客为主，在共济会末世论中占据主导地位。
末世论情绪在伊斯兰世界也不断传播着。无论是在逊尼派地区，还是在什叶派（主要是伊朗）地区，现代西方文明都表现为“达加尔”（骗子）的形象，是所有穆斯林应毕生对抗的敌人。
在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情绪正在逐步升温，它要求印度人回归印度教传统及其价值观（印度教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完全不同），从而勾勒出了与“卡尔基”对抗和克服“卡利时代”特殊末世论的轮廓。
泛非主义倾向于激进的教义，即非洲人回归自己的身份，并与白人世界（主要是西方殖民国家）进行新一轮反殖民斗争，这是黑人末世论的现实体现。
在拉丁美洲，加强地缘政治主权的努力既依赖于左翼（社会主义）末世论，也仰赖于人民对天主教的身份认同，这在巴西尤为明显。无论是巴西的左翼还是右翼，其与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政治光谱的割裂都越来越明显。印第安版本的种族末世论虽然影响力较弱，整体上也为拉丁美洲的末世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与此同时，法国版本的贵族末世论（及其世俗版本戴高乐主义）、德国版本的统一帝国末世论，以及日本版本的佛教和神道教末世论，至少在现在没有发挥任何引人注目的作用。这些国家本国版本的末世论式微，完全被在本国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进步主义精英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末世论压住了风头。
这就是我们可以勾勒出的“末世论世界地图”，笔者认为，这张地图可以更科学地勾勒、对应出未来多极世界的基本轮廓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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