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更早来中国。尽管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变化，但也很难相信中国的变化如此迅速和全面。”今年是厦门大学美国教授潘维廉举家到厦门定居的第36年，加上70年代在海峡对岸的台湾省工作两年，潘维廉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中国度过。
潘维廉还记得刚到厦门的时候，停电停水是家常便饭，交通状况也很差。他想给家里买一辆三轮车代步，却被告知外国人不能买“商用车”。“这是我给家人买的！你以为我大老远来中国是为了骑三轮车赚钱吗？”潘维廉向店家说道，但对方却回应：“不知道。听说美国经济不景气。”前后折腾了一个月，经过厦门大学领导签字、盖章，对三轮车的用途做了“保证”，潘维廉才拿到了自己的车。不过，当他把车骑出店铺仅仅200米，就被人问到“去中山公园多少钱”。
潘维廉告诉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那个时候他就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毕竟，如果你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当中国人设定一个目标时，便会竭尽全力去实现它。”但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当时的潘维廉眼中，中国的改变需要四五十年才会实现，他从未想过自己中国的生活质量会改善到今天的程度。
“事实上，中国不仅赶上来了，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实现了超越，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移动支付方面。中国的生活如此现代化和便捷，以至于我每次出国，都感觉回到了20年前，因为中国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潘维廉感慨。
在厦门，潘维廉创造了很多个“第一”。1992年，他成为福建第一个拿到中国永久居住权的美国人；1993年，他获得中国外专局“国家友谊奖”；2001年，他成为“福建省荣誉公民”；2020年，获评“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很多外国政府官员问潘维廉：“为什么中国能有如此长远而复杂的发展规划？”他的回答是，因为中国官员受到认可的方式是证明自己能够响应人民的需求。潘维廉说，早在18世纪，英国人就发现“中国在治理艺术方面比所有国家都更胜一筹”，而今天西方人也意识到，中国经济直到19世纪初都比欧洲经济更加开放和市场化。
潘维廉说，今天中国已经再次强大起来，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中国的知识不仅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还改善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无数人的生活。现在在非洲的偏远角落，中国人仍在帮助当地进行建设。
作为定居中国的美国人，潘维廉一直致力于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西方介绍真实、客观的中国。最近，他出任了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等主办的第五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形象大使，帮助西方人“读懂中国”。
如何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更好地“读懂中国”？谈到这个话题，老潘又来了精神，讲起30多年前的另一个故事。“刚到厦门，我就觉得中国人一点也不像西方媒体描绘的那样受压迫和压抑。我马上给家人和朋友写信，告诉他们真相。但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还是不满意，他们认为中国沿海地区虽然发展了，但内陆还没有发展。”潘维廉说，由于自己和与他争论的其他“老外”都没去过中国内陆，他决定去“一探究竟”。
1993年，潘维廉又买车了，这次是一辆15座的高顶面包车，他在里面装上床和桌子，改造成房车，然后在华南地区跑了1万多公里。第二年夏天，他又花了3个月绕着整个中国走了4万公里，包括内蒙古、大西北和西藏。通过深入的旅行，潘维廉发现，虽然中国有很多地方仍然很穷，但即使在偏远地区，人们的生活态度也很积极，对政府有信心，对简单但务实的“要想富，先修路”有信心。
2019年的夏天，潘维廉再次驾车环游中国。这一次，不仅是他，与他同行的每个人都对中国各个角落的巨变感到惊讶。1994年他驾车4万公里用了3个月，但2019年他沿着同样路线行驶2万公里，只用了32天。1994年，内蒙古似乎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泥土的颜色，但2019年，很多地方都变绿了。一位当地妇女告诉潘维廉，因为通了路，她可以制作传统的内蒙古奶酪，赚的钱足以支付女儿在厦门大学的学费，连她自己也读了研究生。
“我在中国各地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我写了两本关于2019年那次旅行的书，其中包括对近40人的采访。”潘维廉说，当他问到为什么生活变化这么大时，很多人说“政策好”；当他问为什么政策这么好，很多人说“政府了解我们的需要，关心我们”。
潘维廉透露，这两年他又写了两本书，还没有出版。其中一本讲述了20位美国人在中国的生活，另一本是关于福建的。2023年厦门，他和厦门大学师生一起访问了新疆，他还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书，帮助外国人和中国人了解中国政府怎样关爱少数民族。“西方批评中国所做的一切，但谈到少数民族，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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