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小伙伴们，相信很多人对听王崧舟老师讲课心得和解读红楼梦讲座大钢都不是特别了解，因此今天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听王崧舟老师讲课心得和解读红楼梦讲座大钢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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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崧舟老师讲课心得
这几天我有幸听了王崧舟老师执教的《好的故事》、《十六年前的回忆》、《爱莲说》等课。真是收获满满。早闻王崧舟老师的大名，但“百闻不如一见”，王老师的课高端大气，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鲁迅的作品对于小学生来说学习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他的作品往往寓意深刻，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王老师执教《好的故事》一课时，先让孩子理解难懂的词语，理解鲁迅所处的环境，运用多种资料帮助孩子们理解课文的内涵。落实语文要素，深入挖掘背景材料。《十六年前的回忆》是王老师“难文浅教”的范例。《爱莲说》是一篇文言文，王老师提前给六年级的学生上课，“传承”是王老师的着力点。联系作者生前事迹，让孩子感受到了作者那高洁的品质。又联系生活实际，举例说明“鲁迅”、“周恩来”这些周敦颐的后人，同样是具有莲花般高洁品质的人。一节课下来，莲那高洁的品质已深入孩子们的心。把这样的种子埋到孩子的内心，王老师做到了。王老师执教的《红楼春趣》也是令我深深折服。从理解难懂词语的方法传授到人物形象分析，再到为学生分析呈现“脂本”、“程本”两个版本，王老师建议孩子们读红学界公认的艺术性和文学性较高的“脂本”去读。本是把阅读课的《红楼春趣》上成《红楼梦》的导读课，王老师真正让我见识了什么是高水平的顶层设计。作为中国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在小学阶段就让孩子们深入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令人印象深刻！王老师的主要策略是1.联系课文，猜测意思。2.难解词语，暂且放过。3.借助资料，扩大了解。4.结合影视，加深了解。立足课程，超越课程。我从王老师的讲座中明白整本书阅读分导读课、推进课、整理课等。了解到古典名著导读的几个方法为1.了解人物性格。2.把握名著精髓。3.渗透版本意识。4.激发阅读期待。王老师执教的《枫桥夜泊》，让我看到了诗意语文的价值。
王老师儒雅的形象，丰富的语言，巧妙的课堂设计、激励的话语、得体的教态都让我折服。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诗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需要我们去用心呵护。
学无止境，一次学习之旅，一次心灵洗礼。收获满满！感受名家魅力，成就自己独特课堂。
解读红楼梦讲座大钢
《北大讲座：〈红楼梦〉的阅读与文本（上）》］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最近十几年，我又一头扎进了《红楼梦》的版本，扎进了迄今所发现的十一种古抄本里？
就因为，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古抄本里，虽然同样抄写的是一部《红楼梦》，却花样百出，有的简直抄得如同天书，不彻底地把它搞清楚，就不能真正达到深入了解中国这部最伟大的文学巨著真面貌的目的。特别是我现在校订的庚辰本，它既有在众多古抄本里最珍贵的一面，但同时又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尤其最后的九回，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注释了解一下它的难度。我认为那很可能是一个学童抄写的，一个水平非常低的学童，而且还是由另外一个人给他念稿；而念稿的这个人，又似乎是南方口音。乃至把一些极简单的成语词汇都要写错。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成语，这个抄写的人却看不出来，所以只能是个学童，不是一个成年人，不算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这最后九回的字也写得很差。庚辰本前面抄得最好的部分就完全不一样，一看就知道那是有较高素养的人抄的。这后面九回不仅问题百出，里面的很多文字与其它的抄本也大不一样，和后来的程高本就更不一样了。大段大段的文字在其他本子中都没有，这正是它特别珍贵之处，可是由于炒得太糟糕，又无从与各本的文字核对。所以，要想破解它，简直比猜谜还难。
我今天在来你们学校的路上，来接我的这个小姑娘也问起这个校勘的难度问题。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你看七十三回有我一条注释，是校订的一条长长的批语。这条批语，把我们的大红学家俞平伯，还有法国的陈庆浩教授，南开大学的老教授朱一玄，都给难住了。他们三位专家，了三种不同的辑评，都没有把它正确地校订出来。可见这个校订的难度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是我最终还是把它破解出来了。”我现在就来讲一讲这个例子。
在这条长长的批语里，有一句很奇怪的四字词语，叫“浅闲浦募”，它在这条批语里出现了两次，两次都和“大官世族”这个词语相对照。这是个什么词语被错抄成这样了呢？没有一点其他线索。当然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在作批的脂砚斋原稿里，肯定不会是“浅闲浦募”这四个字。因为脂砚斋最初批写的手稿很可能是草书，誊录稿本的人就容易把有些字认错，后来辗转传抄的人又进一步发生讹变，所以就错得面目全非了。我是怎么去研究考订的呢？我觉得首先要把第一个字找准，才能带动破解其他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浅”，我在收字最多的《康熙字典》里，把1500多个带三点水的字一个一个拿来分析，看可不可能和这个四字词语有什么联系，结果一无所获。后来我就改变思路，从字形的讹变上去考虑，终于从一个草书字的字形上打开了缺口。原来这个所谓的“浅”字，本是“寒”字草书的讹变。抄这个字的是个学童，他不认识这个草书的“寒”字，就把它认认真真地写成了“浅”字。
单单破解出这个“浅”字是“寒”的草书讹变，依然难以破解其他三个字。我甚至想过，假若把这条批语的原文全部写出来，向全国张榜公布，设下个三万五万的奖金征求破解，我相信也是很难有人把它破解出来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当破解了开头的一个“浅”字，其余的几个字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在庚辰校本的后记中提到的，我是“独行”，即独立承担全书的校订，甚至独立承担整个一套脂评校本丛书的校订，因而对庚辰本乃至现存的十一种脂评古抄本，都有一个整体的宏观把握。不像那些权威校订本，是由众多专家去分头进行的，这些专家所深入了解的，往往是全书的某个局部。所以，我一当破解了这个开头的“浅”字是“寒”字的草书讹变，一个在庚辰本的前半部里也是以“寒”字开头的独一无二的特殊词语，便从我脑海里脱颖而出。俞校本和新校本的校订者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重视庚辰本上这个独一无二的词语，在他们的校订本里全都把它打入了冷宫。像这样的问题在庚辰本里非常之多，还有不少同样典型的其他例子，你们可以在我的书上细细地琢磨，看我是如何破解的。我相信，任何文字学家都会承认我对这个“浅”字的破解，而且只有用庚辰本才能破解。其余的详情今天就不细述了……（下面有嘈杂呼喊声）
什么，要我全部讲出谜底来吗？（掌声，欢呼声）那就说说吧。
其实，在庚辰本前面的第七回里，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词语，那是在描写宝玉初会秦钟的时候。宝玉通常只赞扬女性而不赞扬男性，但是个别的男性如果有着女性化的色彩或同性恋的倾向，他也会大加赞扬。比如看到琪官——也就是蒋玉菡，一个专演旦角的男演员，宝玉就高度赞美他，还互赠礼物。所以在第七回里，他第一次看到秦钟，也是一下子就傻眼了，觉得有点自惭形秽，“枉自我生在侯门公府之家，和这位秦钟比较起来，简直猪狗不如。若是我也生在秦钟那样的一个家庭，岂不早就和他结交了？”作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儿来形容秦钟的家庭的呢？在庚辰本上明明白白写着，是“寒门薄莒”。其它的本子则是“寒儒薄宦”。当然两者的意思都可以理解，是指较为贫寒的家庭。程高本、俞校本和新校本之所以不采用庚辰本上的“寒门薄莒”，关键问题在于不理解后面那个“莒”字的正确含义，以为它在这个语句里是不通的。其实两千年前的《说文解字》就已经注明了：齐人（也就是古代山东一带的人）曾称芋为莒。而清代的文字学家王念孙在《广雅疏证》里则进一步说：“芋之大根，或谓之芋魁，或谓之莒。”可见“莒”字，正是古人心目中一种巨大而坚实的根，故可引申为家业根基雄厚者。“薄莒”，自然就成了家底并不那么雄厚的一种代称。所以我在校订这部书的第七回时，就充分肯定了“寒门薄莒”原文的正确性。但校订前面几回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会和后面的文字有什么瓜葛；等校到后面了，我才终于从“寒”字的破解联想到了“寒门薄莒”这个独特词语。而那抄错的“浅闲浦募”四字，除了“浅”的讹变较为离谱，其他三个字，全都可以从“寒门薄莒”这个词儿里找到明显的讹变痕迹。
像这样的情况，过去的专家怎么可能校订得出来呢？新校本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研究所所长冯其庸先生挂帅牵头，他也是中国红学会的会长，由他牵头组织全国的专家搞校订；然后由北师大的著名教授启功先生牵头组织一拨人搞注释。这两拨人往往都是由很多人分头包干。我总觉得这样大兵团作战的校订方式，会缺乏一种有机的联系，缺乏宏观的把握，缺乏整体的贯通。互相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区别，挂帅的人也难以驾驭。所以我在我的书里对过去那种大兵团作战的校订方式提出了质疑。包括西方对《尤利西斯》的校订，我也提出了质疑。西方的《尤里西斯》是由西德慕尼黑大学的一批专家挂帅，把所有的詹姆斯·乔伊斯档案——包括乔伊斯的一部分现存手稿，和他生前的各种《尤里西斯》版本——全部集中起来输入电脑，用高级电子计算机进行运算分析。最后花了七年功夫，整理出一个号称最符合作者原意的本子，在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在英国和美国隆重发行。公开宣称这个新的校订本，纠正了过去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错误达五千处，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轰动。我在庚辰校本的后记中说了，我是一个人独行，钻进自己的书斋，也没有依靠图书馆的藏书，只靠我书斋里的三万多册个人藏书也就足够了。这种独行的感觉，就像在暗夜般的学术迷宫里自由穿行，让我时时感觉到灵感的火花不断闪现，智慧的清流充溢全身，就像没有扫除不了的绊脚石，没有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真有一种所向披靡的感觉。我最初曾经以为，这个“浅闲浦募”或许会难住我，可是最终依然没有把我难住。至于究竟破解得对不对，读者自会评议。我这样做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大兵团作战搞校订的种种束缚，具有充分施展和宏观把握的条件。只要自己拥有多方面的知识底蕴，那就自然会左右逢源，无往而不胜。
我再举个例子。书中有一句俗语，在通行印本上变出了很多的花样。程高本作：“三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抬东西应该是两个人，为什么要“三人抬”？这分明不通。而庚辰本上抄录的文字则是：“天下挑不过理字去”。“天下”二字看来是作者的原文，“天”字的草书看起来很像个“三”字，程高本的“三人抬”，看来就是“天下挑”的书写讹变加篡改。但是“天下挑”仍然不通。“天下”怎么能去“挑”什么东西呢？可见“挑”和“抬”都是不妥的。“天下挑不过理字去”这句话也是不通的，这里面肯定还有缺字和错字。俞校本则是按照它所依据的戚序本校作“天下逃不过一个理字去”。在新千年交替之际，由人民文学社推出的一部上下集中外名著必读本《红楼梦》，就是以俞校本为底本来排印的。艺术研究院的新校本则是原封不动按庚辰本上明显抄误的文字作“天下挑……”。
这也难怪，各种汇集俗语谚语的书里，都找不到这句话。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古人说的俗语，几百年了，也许早就失传了。但是如果你多读一些书，你就会发现，在清末有一位小说家叫李伯元，又叫李宝嘉，就是写《官场现形记》的那个作者，他有一部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不太熟悉的书，名叫《活地狱》，那里面其实就提到一句类似的话：“天下事抗不过个理去”。这显然就是《红楼梦》中所引的那句俗语，只不过在南方和北方的口头流行中略有一点语言习惯上的差异而已。南方人通常说“个”不说“一”，北京人通常说“一”不说“个”，这就是南方和北方语言上的差异，综合脂评本的情况，作者原文在句末用的是“一理字去”，没有“个”字，但是李宝嘉小说中这句话，句末用的是“个理去”，没有“一”字，但意思是相同的。关键是，李宝嘉小说中的“天下事”和“抗不过”，恰好可以给脂评本中有所缺失的“天下挑（或逃）不过”这句话，提供合理而可靠的补改依据。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李宝嘉这句话是不是从《红楼梦》里抄来的。我的回答：肯定不是。因为在李宝嘉写小说的清末，他所能见到的《红楼梦》，都是程高本的天下，那时连“天下挑（或逃）”这样的抄本文字也极难见到。也就是说，李宝嘉当时顶多只能见到《红楼梦》中的“三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而他自己所写出的这句话却是“天下事抗不过个理去”，怎么可能是从《红楼梦》抄来的呢？只能说明他同样是依据民间流传的俗语。像这样的校订，如果不去广泛地涉猎清代一些不引人注意的文学作品，你就不容易把它联系起来，你就会永远错下去，让它永远成为“三人抬”或者“天下挑”、“天下逃”。像这样的问题，书中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称职的校订者，你就不单要对所有文本作精细的比对、校勘、考证，还必须尽可能地运用各种各样的古书去作印证，寻找每一个字词含义的出处和音韵的变异，甚至寻找出某些方言读音所造成的问题。你必须通过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等诸多方面的辨析，把它综合起来考察，才能真正作到完全合理的解决。我这样的解决，到底合理程度如何，可以交给读者和专家去评判。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我这个校订本把凡是要解决的问题，都尽可能地加注说明了理由，找出了原因，也分析对比了过去的校订情况，力求做到透明化，有利于读者和其他专家作出判断。新校本却不是这样，它每一回的注释少则三五条，多则十余条，而且大都是简单的几个字，只说明由某字改某字，一般也不说明这样取舍的理由。而他们在校订中还存在着大量并没有加任何注释的妄改，这就更是让人完全蒙在鼓里了。因此我给这样的校订方式，定义为“暗箱操作”。这种暗箱操作，别说普通读者不知情，就是专家学者，也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改了哪些东西，当然更不知道它改的理由是什么了。而有的改动又非常荒唐。
所以我公开提出：可以把我这个校订本“货比三家”。哪三家？一是流传比较广的程高本，二是被认为颇具权威性的俞校本，三是以冯其庸和启功为代表的众多专家所搞的更具权威性的人文新校本。尤其这个新校本，由于参与的专家比较多，搞的是分工合作，往往就会各行其是，互不通气，造成校订上的前后脱节。有时还出现校订与注释相互矛盾的情况。举个例子，庚辰本原文中有一个叫“水红妆缎”的名称，新校本的校订者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擅自把里面的“妆”字改了，改成“水红装缎”。一般读者怎么会想到这个服装的“装”字是由化妆的“妆”字改过来的呢？甚至替这个校订本作语词注释的启功等人也被瞒过了，以为底本上原本就是服装的“装”。于是就在注释里，先解释一番“水红装缎”是什么什么缎，然后加上一句：“装应作妆。”大约他们以为是作者或现存底本弄错了，就利用注释给它稍稍纠正一下。其实作者并没有错，现存底本也不错，而是校订者暗中把它改错了。这就是大兵团作战搞校订所形成的互不通气和暗箱操作的弊端，连专家都可能上当受骗。
我的注释当然就比较多了。每一回少则一二十条，多则一二百条，总共写了大约50万字的校注，后来压缩到36万7千字，现在又加了一点，可能37万字左右吧，共有3600余条。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看看。我把校改的地方原来是什么样，我凭什么改它，别的本子又是怎么校的，都尽可能注出来了。如果是有心人，可以拿新校本和我的校订本对照，看我到底改了多少。我在后记中只是笼统地说了个数字。我说，新版《尤利西斯》号称它连错字带标点符号一共纠谬五千处；我说我没有做过精确统计，但我的纠谬至少不会低于新版《尤利西斯》的五千之数。前天《北京晚报》记者给我做了个专访，硬是要我自己估计一下究竟纠正了多少，我说可能不下于两万处吧，结果他就把这数字在报上登出来了。但我相信这个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因为里面还包括大量的断句错误，断句一错意思就全变了。一般断句上的纠正，我并没有作注说明；比较特殊的例子，我才在注释中列举出来和原来的权威校订本作对比。有时候他们分段也有错，把上段的末句当作下段的开头，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古人行文是不加点的，一般也是不分段的，所以就要求现在的校订者必须具有非常高深的文字驾驭能力。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条件，就应该精心地把它处理好，以免误导读者。
最后一个问题：当前的红学研究中，什么问题最值得我们关注？
刚才讲了，让《红楼梦》的文本恢复本来面目，肯定是目前最首要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点。那么，在此之后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对《红楼梦》所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所塑造的鲜活人物形象，作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和恢复曹雪芹文本的本来面目密切相关。要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要根据正确校订的文本去研究。如果根据错误的文本去研究，有时会南辕北辙。
我昨天在中华女子学院，就举了个宝玉、黛玉的经典对话为例子。黛玉经常使小性，经常怄宝玉的气。宝玉在女孩子面前自然是好脾气，每次都去哄她，直到把她逗笑、和好为止。绝不像现在有些男孩子对女朋友那样，你赌气我也赌气，看谁赌得厉害，最后还得女孩子去求他。宝玉不是这样，他是个女权主义者，非常尊重女孩子，爱护女孩子。有一次他去哄黛玉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这样嘛，我不会为了别人疏远你的。”黛玉就说：“我难道叫你疏远别人？我成什么人了？我是为的我的心。”林黛玉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她这样说非常合乎她的性格。贾宝玉听了这话，他会怎么回答呢？目前所有的现代印本都是这样写的——宝玉回答说：“我也是为的我的心。难道你就只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如此针锋相对，这就显然不符合贾宝玉的性情。
曹雪芹塑造的贾宝玉形象，是个怜香惜玉的“花王”，他不像现在一些很自我的青年，你说是为你的心，我也说是为我的心，好像大家都是只顾自己的感受，不顾对方。在我校订的庚辰本上就不是这样，戚序本也不是这样。庚辰本和戚序本（当然还有其他某些本子）是怎么写的呢？当林黛玉说了“我是为的我的心”之后，贾宝玉的回答是：“我也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你看，贾宝玉是顺着黛玉说的：“我也为的是你的心。”而后面的一句“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这个“我的心”和其他校订本在前面篡改的“我的心”，完全是两码事。这个“我的心”是深一层的说法了：“我也是为的你的心呀，难道你就只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那颗为了你的心的心吗？”他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他这话，说得比较特别一点而已。所以脂砚斋在这段话的后面加了条批语，大意是说：只要是宝、黛之间的话都不好懂。但是不要因为不懂他们之间的话，就“错谤”了宝玉、黛玉，甚至把作者也“错谤”了。所谓“错谤”，就是指对宝、黛及作者的曲解。脂砚斋是曹雪芹著书的助手和红颜知已，她在批语中写出这样的话来，应该是很有分量的。结果我们的红学家和校勘专家，还是把宝、黛和作者给“错谤”了。
当然这样“错谤”式的误校，也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庚辰本原件中看得出来，最初是帮曹雪芹誊抄稿本的人，可能多写了个“心”字，写成“我也是为的心你的心”。前面的“心”字，是一个明显的衍文，在校订中理应删除。然而在现存的庚辰本上，这个多写的“心”字前面，却被后人以不同的笔迹擅自旁添“我的”二字，这就成了“我也是为的我的心你的心”，就更不通了。到底是为“我的心”还是为“你的心”呢？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庚辰本这个后人旁添的“我的”二字，很可能是直接参照程高本中的程甲本改的。因为流传了一两百年的程甲本，这个地方就一直是这种不通的文字。后来再出程乙本的时候，虽然把这句不通的话作了删改，却不删前面那个乱加的“我的心”，反倒删去了后面“你的心”，这才形成了被后世的校订者普遍接受的“我也是为的我的心”，把真正体现贾宝玉性情的“你的心”给彻底消灭了。现在所有的权威校本都是依照程乙本的这种文字，真是大错而特错！
但是有一个近代的书商，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个头脑清醒的人。那就是在1911年清朝即将灭亡的时候，上海石印戚序本的有正书局老板荻葆贤。他当时购得戚序本的原抄本，觉得这个本子很好，就用当时比较先进的照相石印技术，把它印制出来公开发行。我们现在所说的戚序本就是指这个石印本。而戚序本的原件，以前说是“毁于火”，后来找到了前半部；后半部至今不知去向，也许真的“毁于火”了吧。从找到的前半部可以看出，上面很多地方是作了贴条修改的。说明荻葆贤在照相制版之前，曾对原件中一些他认为是抄错的地方作了修改。此外，荻葆贤还在原件的书眉上，用贴条的方式加了一些眉批，对这个本子的优胜之处作了说明。就在“我也是为的你的心”这句话的眉端，荻葆贤就加了条批语。他认为戚序本上这个“我也是为的你的心”才是对的。并精辟地分析说，宝玉这一句不同于“今本”的话，意思正是：“我心即你心，我心知你心，我所以如此者，皆为的是你的心。——是深一层的说法。”可见，荻葆贤这个书商，其水平明显高于我们现在的一些红学家和校勘家。他早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经说破了的道理，可是我们一些以戚序本或以庚辰本为底本作校订的校勘专家，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注意，依然按程高本所曲解的文字去篡改原文。
像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对“你的心”或“我的心”的文字取舍问题；实际上，却牵涉到对曹雪芹所塑造的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本质特征如何把握的问题。如果还照过去通行文本去理解，贾宝玉的形象就被歪曲了，成了一个和林黛玉一样小心眼、一样自我的人。这就不是曹雪芹塑造的真正的贾宝玉了。真正的贾宝玉，是个怜香惜玉的人，在女孩子面前一点都不“自我”，有时甚至很“忘我”。他是个女权主义者，他对他身边所有的女孩子都充满了尊敬与怜爱。这种尊敬与怜爱并没有等级之分，上自贵族小姐，下至丫鬟、戏子、村姑，他都一视同仁，具有在当时那个社会里极为少见的民主思想和人性化色彩。有人曾将日本的《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相提并论，说它是日本的《红楼梦》。我对这个类比大不以为然。别的不说，单是以《源氏物语》里的男主人公形象来看，就和贾宝玉相差十万八千里。《源氏物语》的男主人公也爱他身边的女性，若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表达的见解，他只能算是一个“皮肤滥淫”之辈，因为他每爱一个女性都是要和她上床。贾宝玉就不是这样，虽然他对每个女孩子都好，但那更多的是属于一种友谊，一种关怀，不是爱情。而在爱情上，他只爱林妹妹。当他有一次看到薛宝钗的玉臂那么丰满，那么圆润，一下就看呆了，他就想：如果这手臂长在林妹妹身上，他都真想去摸一摸。言外之意就是，因为这个玉臂没有长在林妹妹身上，他是连摸也不会去摸的。这就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他不是一个滥情主义者，他有他和异性相处的严格分寸。至于贾宝玉也搞同性恋，那是古人常有的习性，特别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年轻男孩子，往往都有这个习性，这是生活真实的反映，不是贾宝玉形象的本质。但是有人可能会反问：那他为什么要和袭人“初试云雨情”呀，他不是只爱林黛玉吗？袭人和黛玉不一样，袭人是宝玉的贴身丫鬟，这样的事情并不违背当时的道德，贴身丫鬟一般就是小妾，这和爱情是没有冲突的。一旦涉及到爱情，涉及到要娶一个妻子，在宝玉的心目中就只有林黛玉。可以说，《红楼梦》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高度还是艺术水准，在我国古代小说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拿同时代的外国小说和它比，不一定比得上。当然我可能是有点偏爱，请允许我保留这种偏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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