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13日报道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网站3月11日发表题为《澳大利亚的“外交赤字”损害我们的全球存在》的文章，作者是瑞安·尼兰和赫维·勒马耶。文章编译如下：
澳大利亚在洛伊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24年全球外交指数中仅位列第26。
澳大利亚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它开设了若干使领馆。
在二十国集团（G20）中，澳大利亚排名倒数第二。与澳大利亚相比，土耳其、阿根廷、匈牙利和希腊等国经济规模较小，但外交足迹较大。
澳大利亚在海外代表性不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洛伊研究所2009年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揭示了这一“外交赤字”，暴露出澳大利亚外交部门资金不足和人员不足的现象。
然后，研究者们意识到，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贸易国家，我们的繁荣和安全与周围的世界紧密相连。他们声称，尽管强大的防御能力是必要的，但“对澳大利亚纳税人来说，就影响其他国际行为者的行为、使之支持我们的国际政策目标而言，外交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在过去15年中变得更加严峻，但我们仍在低成本开展外交活动。2022年至2023年，阿尔巴尼斯政府将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人数增加了40人。这当然是受欢迎的，但考虑到在海外任职的外交兼贸易领域的人员共2469名，增幅仅为1.6%。
在分析澳大利亚外交的实体使领馆时，显而易见，堪培拉选择了深度而非广度。其海外网络最集中之处是亚洲(38个)，特别聚焦于东南亚(17个)，其次是欧洲(30个)。过去十年来，澳大利亚在邻近地区的存在不断扩大，其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存在是所有国家中最大的。
相比之下，我们在非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使领馆数量(16个)，少于我们在东盟国家的使领馆数量，而在中亚地区则一个都没有。
诚然，澳大利亚必须优先考虑将其有限的外交资源投于何处。然而，当全球性事件或我们周边地区以外的危机要求澳大利亚予以关注时，这种逻辑存在不足。以下是两个突出例子。
加沙战争敲响了关于澳大利亚在较遥远地区的持久风险和利益的警钟。冲突、人道主义危机和地区动荡撼动着世界政治，影响了我们的贸易路线甚至国内凝聚力——要求我们的中东地区使领馆迅速作出政治、外交和领事反应。需要系统性地增强这种能力，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时期进行改造。
还有其他原因揭示了我们为何必须扩大外交光圈、不能满足于一种“印太地区”版本的偏狭观念——尤其是就我们找到替代市场、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实现经济多样化的能力而言。
全球政治也在随着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日益重要的全球南方的崛起而发生变化。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通过两极强权政治的棱镜来推行我们的外交政策了。
为保持相关性，澳大利亚必须投资扩大在我们的舒适区之外的伙伴关系、影响力和敏锐性，包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而不仅仅是亚洲——的新兴中心。
堪培拉正在争取在2029年至2030年间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但是，要当选并可靠地完成任期，我们需要在发展中国家中建立更牢固关系、积累更丰富经验。
外交使领馆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途径。但是，作为建立关系和了解国家的平台，实地存在使预测和影响关键行为者变得容易得多。
其他国家认识到这一点，正在使其外交活动适应一个即使不是以中国为中心、也肯定将逐渐进入后美国时代的世界。土耳其和印度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外交网络，它们都牢牢扎根于本国周边地区，同时投资于扩展影响力。
要影响一个更加碎片化和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澳大利亚也必须确保我们对本地区的战略聚焦得到周边视觉的补充。（编译/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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