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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燕山君，光海君被废时大明有何表态
不是被废黜的妃嫔女人本来就不多赐死只是在很严重的情况下整个朝鲜王朝被废黜的王妃有端宗的定顺王后（后来复位）成宗的废妃尹氏燕山君的废妃慎氏光海君的废妃柳氏（后来复位）肃宗的禧嫔张氏其中废妃尹氏和禧嫔张氏被赐死值得一提定顺王后/废妃慎氏/废妃柳氏是由于丈夫被废自己才跟着被废的此外文宗有两位王世子嫔被废没有赐死朝鲜燕山君，光海君被废时大明有何表态
燕山被废的时候是欺骗了大明朝的，明史中记载如下：“……正德二年，（忄隆）以世子（皇页）夭亡，哀恸成疾，奏请以国事付其弟怿，其国人复奏请封怿。礼部议命怿权理国事，俟（忄隆）卒乃封。既，陪臣卢公弼等以朝贡至京，复请封怿，廷议不允。十二月，（忄隆）母妃（按：即贞显王后）奏怿长且贤，堪付重寄。于是礼部奏：‘（忄隆）以痼疾辞位，怿以亲弟承托，接受既明，友爱不失。通国臣民举无异词，宜顺其请’。上乃允怿嗣位，遣中官敕封，并赐其妃尹氏诰命……”。朝鲜奏闻使再一次骗过了明廷。光海时代，当时中国的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有自己的普世价值，况且明朝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袁可立马上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在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观点很鲜明，他强调了政变这种形式的非法性，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认为“即珲果不道”也应该“待中国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实际上在此之前关于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经12次做过汇报。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军门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还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袁可立）抚院立语曰：“你国旧王在否？”（使）答曰：“在矣”。
（袁可立）曰：“有子否？”（使）答曰：“有一子”。
（袁可立）军门曰：“在哪里？”（使）答曰：“同在一处”。
（袁可立）曰：“闻旧王三月十三日已死云，是乎？”（使）答曰：“无此理”。
（袁可立）军门曰：“十三日动兵云是耶，抑旧君自退耶？”（使）答曰：“其失德，详在申文中，老爷见之则可以详悉矣。一国大小臣民，不谋而同，推戴新君。昭敬王妃令权署国事，天命人归，从容正位，岂有动兵之事乎？”
（袁可立）军门曰：“然则烧宫室云者，何故耶？”（使）答曰：“宫妾所居之处，点灯失火，而正殿则依旧矣。”
（袁可立）军门曰：“你国定乎？”（使）答曰：“反正之日，市不易肆，朝野晏然，有何不定之事乎？且总镇毛驻扎敝邦，如有可疑之端，则岂有掩护小邦，欺瞒朝廷之理哉！”
（袁可立）军门曰：“晓得”
仍命茶，谢拜而退。（李民宬《敬亭集》）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而今观来文，乃悉颠末。效顺之诚，既不异于畴昔。优待之礼，应不减于从前。一切款宴，犒赏夫马等项，已移檄促办矣。合行谕知云云。”（李民宬《敬亭集》）更主要的情况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一个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情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去，对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抹平。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前期，朝鲜君臣对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改写前史。毕竟政变和篡权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好忽悠的大不道，是朝鲜历史的软肋，中国清朝的《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情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可能是今天的朝鲜史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用朝鲜国王李淳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给中国皇帝的奏疏是为了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朝鲜国王为自己的先祖不厌其烦地辩解，并强调说当时袁可立等明朝官员所看到的情况不全面，自己先曾祖父所发动的政变是光明正大的，并没有阴谋在里面。但这种要求和说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点过分，因为中国怎么记述历史必有他自己的依据和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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